鲁迅早期传媒批判思想研究
时间：2021-06-02 04:0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先生在其《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一书中，在论及“‘世纪末’的鲁迅”一章中，根据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世纪末的鲁迅就急于从事对现代大众传媒的批判，这是鲁迅传媒批判思想“早熟”性的表现。
孙隆基先生据《破恶声论》一文在其著作中写道：他(指鲁迅)认为现代化“输入文明之利器”，尤其是大众传媒，制造了人的思想的齐一化……在鲁迅眼中，传统的纯朴民俗还可以通向灵性，理性的现代文明却制造致命的从众主义，在“且又日鼓舞之以报章，间协助之以书籍”之下，成就了一种“唱者万千，和者亿兆”的局面。又写道：当时内地的开明士绅方才起步办报纸、开始着手启发民智，鲁迅就急于从事现代大众传媒的批判，是否过于早熟?
这里孙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鲁迅的传媒批判思想的“早熟”性。通过认真审读鲁迅《破恶声论》的写作背景以及相关文字，笔者认为，尽管此时鲁迅对传媒批判的观点表达得比较模糊，不够清晰明确，但其提出的有关传媒作用的观点与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其他报刊活动家相比，确实表现出了“早熟”的情态。
鲁迅的传媒批判观点
通过梳理鲁迅在留日期间的相关著述，并结合具体的写作背景，鲁迅关于传媒批判的观点主要表现在：
传媒的强效果制造了“从众主义”和“思想齐一化”，降低了人的思考能力。在《破恶声论》中，鲁迅提出无论是“出接异域之文物，效其好尚语言，峨冠短服而步乎大衡，与西人一握为笑，无逊色”的“内地士夫”，还是“居内而沐新思潮者”，他们主要以报刊、辅之以书籍“提国人之耳，厉声而呼，示以生存二十世纪之国民，当作何状”，从事舆论制造和传播，向国人灌输言论，造成了一种“惊乎今之论议经营，无不胜于前古”，进而形成“唱者万千，和者亿兆”的局面。在鲁迅看来，当时的报刊和书籍等传播媒介在传播知识、营造舆论以及宣传“新思潮”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以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来考察鲁迅提出的这些观点，可以发现这些观点主要表达了媒介的强效果理论。媒介的强效果理论是西方传播学者20世纪初至30年代在对传播效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它们的行动。
但鲁迅紧接着写道：“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关于这段话，人们通常倾向于从“立人”、张扬个性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有的甚至认为鲁迅在提倡个人主义。但本文探讨的是传媒批判思想，因此这些观点不予更多的关注。)再联系鲁迅认为报刊、书籍“中之文词，虽诘屈聱牙，难于尽晓，顾究亦输入文明之利器也”的论述，可以看出鲁迅虽认为传媒具有强大效果，但传媒的强效果带来的结果却是制造了“思想的齐一化”以及“从众主义”。因而他提出中国社会要贵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要能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鲁迅在明确表达出传播媒介具有强大传播效果的同时，也明确认识到传播媒介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在他看来，正是新闻媒介制造的强大舆论和压倒性力量造成了从众主义和思想的齐一化，降低了人的思考能力，故而他呼吁“独具我见之士”的出现。这正如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中提出的关于传播媒介具有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观点，认为新闻媒介持续不断的宣传，会使人们完全失去辨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实，致使大众的审美鉴赏能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
传媒的强效果宣传削弱了传统文化。审视《破恶声论》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认为报刊是“输入现代文明之利器”，造成了胜于千古的议论经营场面，但却并未能带来国家的强盛，相反以西方之文明取代中国文明(“其居内而沐新思潮者，亦胥争提国人之耳，厉声而呼，示以生存二十世纪之国民，当作何状”)，“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决不足破人界之荒凉”，其结果只能是“鸩毒日投，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内地士夫”和“沐新思潮者”所发出的“恶声”往往是“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亦甚矣!”故而，鲁迅提出社会贵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希望出现少数“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以他们的智慧，“洞瞩幽隐”，不人云亦云，遵循自己的信念，奋然前行。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于传媒输入西方现代文明造成对中国文明侵蚀的担忧。在他看来，正是传媒对西方文明的强劲鼓吹加速了中国的“隳败”。
鲁迅在《破恶声论》以及同一时期写作并发表在《河南》上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提出了“内省”、“自觉”、“反诸己”的观点。尽管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所强调的“自省”并非儒家式的“内省”和“自修”，认为这种“自省”是在相互关系中的主体的精神“再自觉”，如高远东在其《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持》中就表达出这样的观点。但笔者认为鲁迅的“内省”、“自觉”、“反诸己”仍属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范畴，因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就内含主体在相互关系中的精神自觉，而且自觉的视域也很广。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在儒家看来，个人安顿的问题就是修身的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后就是个人和家庭、人类社群如何联系的问题；另外还有，人和自然能不能够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人文视域比较宽广……”结合鲁迅写作本文的背景，《破恶声论》是在晚清康有为、梁启超与章太炎思想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展开论述的，鲁迅又“站在章炳麟的阵营里发言”，因而其“自觉”的“立人”方法与章太炎1906年至1908年主笔《民报》时期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与佛教、心学的改造、取舍关系应该是存在的，因此，“自觉”一词自然地带有中国传统智能的意味。而且1907年前后，鲁迅的思想深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的很多观点都与章太炎的思想基本相同。章太炎反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而其时鲁迅的文章也明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色彩。如《文化偏至论》中对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与辉煌的回顾，《破恶声论》则直接以“昌明国粹”为宗旨。鲁迅在五四之后编第一本集子时弃《破恶声论》而不收，大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