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地区实践西方民主的深刻教训
时间：2021-06-01 20:04: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由外部条件骤变所催生的台湾地区政治转型具有天生的早熟性和跳跃性。政治民主化暴露了台湾地区社会所固有的国家认同危机，如何界定和处理两岸关系，构成蓝绿对抗的主要面向，并与社会分配和经济发展何者优先的左右分歧相重叠。从选举期间的造势拼场、负面文宣和金钱人情动员，议场内的质询杯葛、肢体冲突和政党密室协商，到游走法律边缘的街头悲情抗争和冲击公权力部门的“壮举”， 可以看到台湾地区在实践西方“党争民主”上所存在的“选举超载”“政党超载”“质询超载”和“抗争超载”等弊病，其深层原因是权力体制、选举制度的不合理设计和重叠性的社会分歧。当“党争民主”蜕变为政党对抗时，民粹主义的光环自然凌驾于多数统治和法治等民主原则之上，治理绩效无从保证，“民主赤字”也在所难免。
【关键词】民主 民粹主义 选举 行政立法关系 民主赤字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12
台湾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加入西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实行代议民主制度，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按照西方民主的常规理论，其政治民主化已经巩固，民主政治趋于成熟。[1]但从岛内蓝绿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极端对立、选举中的负面文宣和金钱介入、立法机构的议事乱象、街头抗争的频繁无序和公共政策的延宕滞后来看，台湾地区实践西方民主的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是治理绩效与广泛民意的明显脱节，即出现了“民主赤字”。
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曾有所谓“宁静革命”之称。若就政治转型的平稳启动和三次政党轮替的和平过渡来看，可以称得上“宁静”，但代议民主的根基并未夯实，传统社会中的政治陋习也没有根除，尤以选举中的黑金政治和议场内的暴戾之气为甚。台湾地区实践西方民主政治的过程有哪些特点和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特点
首先，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源于外部因素的推动，具有明显的外生型发展特点。政治民主化跟岛内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固然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追根溯源，国民黨早年在台湾地区延伸一党专制，是以“动员戡乱”“反共复国”为口实，以美、日等西方国家为后盾的政治嫁接，而非植基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国民党到台湾后，保留了“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架构，以代表全中国的名义维持统治，同时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为法律根据，以“紧急状况”、外部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推迟实行民主制度，禁止组党，限制人民的政治权力。台湾地区政治的实际操作与制度设计间的落差，在长时间内未导致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台当局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颇有成功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违“宪”的政治运作，缓解了缘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危机，导致了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威权的联姻；二是国民党利用海峡两岸的军事和政治对抗的紧张局势，作为其推迟回归“宪政”的理由，以“反共心防”作为凝聚“忧患”意识，打击政治反对者的手段；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战略考虑，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予以容忍，并在经济、军事、外交方面予以大力支持。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明显，原来的政治制度再也难以为继。两岸军事对峙局面的结束和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急剧孤立，使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迷思（myth）遭到民间社会的普遍怀疑。大陆籍国民党精英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也因之受到以党外运动为代表的本省籍政治势力的严峻挑战，导致原有的威权主义体制难以为继。[2]1979年，台海风云变幻汇聚，从美台“断交”和中国政府《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到高雄事件的爆发，由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催生的岛内政治精英的互动，揭示了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外生型特点，与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相映成趣。外部因素的突变，催化了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弥补了内部条件的不足，但也意味着其民主实践欠缺水到渠成的成熟性。
其次，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带有跳跃式的发展特点。根据西方的民主转型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民主化之前，往往已经解决了国家认同问题。但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却是和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和台湾前途问题上的歧见相伴随的。国民党的“反共复国”迷思，属于政治虚构。一旦外部形势发生变化，该政权的合法性难免受到严峻的挑战，其代表全中国的“国家认同”随之崩塌，“台独”意识乘虚而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这一背景，决定了台湾地区在政治转型启动后，必须重新思考其涉外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性质及其优先顺序，处理国民党“反共复国”迷思破解后台湾的身份和前途问题。由此诱发了岛内两个主要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根本分歧和“蓝绿”恶斗。此外，根据大多数西方社会的民主转型经验，在选举政治和政党轮替发生前，基本都已完成了政府权力制度的定位，包括对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取舍。但台湾地区在政治转型后才开始对权力机构的横向关系重新定位，而这一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又往往受制于党派政治和政治人物的个人考量，历经三次政党轮替仍未完成。台湾地区的现行权力体制属于权责不明的“半总统制”。这一独特的权力体制，源于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其结果是抛弃原法律规定的“双首长制”，取消立法机构对“总统”所提名的“行政院长”的同意权和“行政院长”对“总统”颁布法令的“副署权”。“总统”可以随意任命“行政院长”，不受“立法院”的制约；“总统”有权无责，“行政院长”有责无权，实际上成为前者的幕僚长。虽然立法机构可以对行政系统官员进行政策质询，如果过半数同意可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但后者也可以在提出辞职的同时，呈请“总统”解散立法机构。这一“恐怖平衡”的设计，使“立法院”乐于质询，慎于“倒阁”，唯恐危及自身。同时，“总统”可通过“行政院”移请立法机构复议其议案，后者只要过半（而不是原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即可维持原议，又使“总统”的决策权受到一定的削弱。这一权力制度设计的表症之一是“行政院长”的频繁更迭，在陈水扁当政时出现6次，马英九当政时也有5次之多，难免影响政策的延续性。特别是当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的多数党不属于同一政党时，更可能伴随政治僵局和公共政策的难产。立法机构的多数党只要掌握过半的席次，就可以否决行政系统的政策动议。在2000年前，国民党同时掌控行政和立法系统，掩盖了这一体制上的弱点。2000年和2008年期间，由于这两个权力系统分属泛绿和泛蓝政党联盟掌控，制度弊病暴露无遗。2008年以来的选举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避免出现所谓的“分立政府”状态，但党内矛盾的激化仍有可能激活这一制度上的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