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长江水运管理
时间：2021-05-29 00: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长江航运的兴起和繁盛，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长江航运起源很早，约七千年前，先民们就驾着独木舟开始了原始的航行，从此长江担负起横贯中华大地，畅达大江南北的大量物资与旅客运输，在我国内河水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历代对于长江的航运管理十分重视，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实行水运管理的朝代。
唐代以前的水运管理，仅限于官办航运的领导和组织及对商民舟船的征税，尚没有水运交通的律令，南北朝时期，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设立“津主”一官，除掌征税外，还检查船只是否装载有禁运物品与罪犯，但此管理也只囿于港口码头。唐代不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运管理制度，而且还将水运管理提到法律的高度，揭开了我国古代内河水运管理立法的第一页。
完善的管理機构
为了加强水运管理，唐政府设立了自上而下完备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机构，其管理水运事务的机构共有三大部分：即尚书省工部所属的“水部”和独立机关“都水监”与中央派出的“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
水部直属尚书省工部，它的最高职官是水部郎中及副职员外郎。史料载，其职权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天下舟楫、溉灌之利，成总而举之……”显然，水部是关于水流与舟楫航运的立法与行政审查的国家最高官署。
都水监也称将作都水监，是尚书省六部以外中央一级的专门水运管理机关。据《唐六典》记载其职权范围是：“都水使者二人，正五品上……都水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三署之官署。辨其远近而归其利害，凡渔捕之禁，卫虞之守皆由其属而总制之……”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为：“都水监：使者二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亭长一人，掌固四人。”使者所属下辖机构和人员：舟楫署、河渠署、诸津，总计336人。各地河渠中还设置渠长和斗门长。都水监机关的权限与管理事项基本上与水部相同，但二者职权的性质却是不同的，都水监及其使者是监督、巡视水流、河堤、航运与津梁的特派行政机关与官吏。大部分的监督与行政管理的任务由都水监执行，所以下属机关有较多的官吏。
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最高长官是转运使，也是长江航运的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为长江航运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内河航行法规
随着内河航运的日益发展，内河各干支流，尤其是长江与大运河上舟船往来日益频繁，为了维护水上交通运输的秩序，保证舟船的畅通与安全，唐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水运管理机构、设置各级职官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内河水上交通运输、渡口桥梁、河道水流等方面的法规，在《唐律疏议》《唐六典》和《水部式》中有很多这方面关于内河舟船航行法规、津渡设置与管理、河道水源管理法令规章的记载。
唐代的内河航行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内河船只水上航行、船舶安全检查、舟船停泊与公差、军人乘船时必须遵守若干规定等。《唐律疏议》中有关内河航运管理法规和规章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船舶检查和靠泊规定。“茹船，谓茹塞船缝；泄漏，谓泄去漏水”，就是要求船家行船前或航行中必须随时对船只进行安全检查，保证船体密不渗水。如有渗水，应即时排除，避免中途沉船，造成沉船事故，确保船只维持良好的适航状态。“安标宿止，调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依此规定，船舶必须在港埠的浦洲码头岸边靠泊过夜，不得在无人烟的荒岸处停泊宿止。舟船停泊后，必须安设标志，以资来往船只及旅客识别。
其次，对船舶航速的规定。“旧制……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顺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此规定对船舶航速的要求轻重有别，顺溯有异。且在航行中驶于艰险之处，“其如破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
再次，船舶相遇避让规定。“……行船之法各相加避。若瑞债之处，即诉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是说船只和竹筏在航行途中，要相互避让，在急流和险滩处如上下两船会遇，上水船要主动避让下水船，尤其是险滩激流显著的长江更要严格执行，避免抢行发生事故。
最后，船舶限制超载规定。《唐律疏议》载文：“请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随从者勿论）。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对于乘官船外出的人员，只能带随身衣粮物品至多200斤，超重违例，则根据情节轻重及超载数量，要受到笞、杖直至判徒刑二年的惩治。而“监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载，受寄者与寄之者同罪，若是空船……不同此律”。此条律令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和从军征讨的将士，尤为严厉，违犯者，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对民间也起到警诫的作用，限制了船舶超载，无疑对船舶水上航行安全大有益处。
津渡的设置与管理
唐代十分重视交通的发展，政府在河流津口架桥设渡，便利通行；同时对大江大河上的渡口与渡船施行管理。据《唐六典》载，尚书省工部所属水部下令在黄、渭流域用舟船相连而搭起水上浮桥。在长江流域，则指令各州县设置了津渡10多座，计有：“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擅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
同时规定，“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者，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唐律疏议》对这项规定进行了解释：“津济之处，应造桥航，谓河津济渡之处，应造桥及船者，编舟作之，及应置舟船，及须以竹木为筏，以渡行人，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梁济渡之所者，各杖七十，停废行人。为谓不造桥航及置船筏并擅移桥济，停废行人者，杖一百。”这项规定表明，凡是制定的津渡处所，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者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津主，即津令、津丞都要受到惩治，由此而影响交通，则肇事人要被杖打一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