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始末
时间：2021-05-23 08: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同国民党内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一方面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实行自卫；一方面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1月15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蒋介石—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电报指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进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同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了“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重要建议。中央非常重视刘少奇的意见，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确定了以“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命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晚，周恩来闻讯后，立即驱车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向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该报于1月18日刊出了周恩来亲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方人士宣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反共面目。
二、毛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
1月20日，中共中央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应对时局的办法。会议决定：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领导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组织上拟撤退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为加强军委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和7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是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件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法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毛泽东还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在谈话中，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指出：“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
1月25日，周恩来将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普遍反对和抗议，处境十分孤立。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决定转攻为守。
1月2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示：“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2月初，他又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延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此外，蒋介石又千方百计拉拢中共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分割国共合作的真实面目，避免把局势推向极端，减轻国内外对他的指责。但他却拒绝对中共提出的12条作任何具体答复，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对中共施以压力。
三、国共两党谈判，围绕国民参政会斗智斗法
鉴于国民党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这一关，就好办了。”
毛泽东在2月7日致周恩来电中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于是，双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皖南事变前，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仍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议，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如何的温度表。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这样就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
为了摆脱困境，减轻来自国内外的责难与议论，蒋介石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共方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蒋介石的这一弱点与其展开斗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另一方面还得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于是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来。
2月10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钊、左舜生、张君励等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共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原因，他们表示谅解。会面后，周恩来接受沈钧儒等的建议，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方面7位参政员的名义将12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周恩来认为可取，当即电告延安。毛泽东回电，决定采纳这一建议，有利于参政会发起新的政治攻势。
2月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二届一次会议。同时将这封公函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20余人。
王世杰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具体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接到这封公函后，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
张冲也知事态严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来，请求周恩来暂时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斡旋，请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周恩来当即严词拒绝。为了能够说服周恩来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冲自己都不记得在这段时间来往红岩嘴（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工作驻地）多少次了。不管张冲如何苦心劝说与苦苦哀求，甚至表示中共参政员若能参加会议，他就算“下跪也可以”。周恩来则始终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并且安慰张冲，表示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