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却的记忆
时间：2021-03-22 04:01: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起王春，不少读者可能感到陌生，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王春，字千秋，1907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西阳城县东四侯村。幼年时代，王春便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常常手不释卷，《三字经》《千字文》《四书集注》等都能过目不忘，被誉为“神童”。在阳城第五高小读书时，全县竞艺会考，他考取头名“状元”，并得到奖励。192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在长治市)。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被称“王夫子”。
1925年，王春加入列宁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学生运动，是第四师范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在罢免腐败校长姚用中的斗争中，四份宣言都是他的手笔。这次学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校长姚用中被赶走。1926年，王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阎锡山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王春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他在阳城从事国民教育工作，后来开办抗日义务学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由牺盟会负责人戎子和等介绍加入牺盟会，随即被派往阳城任特派员。1937年重新入党，1938年任阳城县二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筹粮支前，维持治安，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后调晋城中心县委，任牺公联委会领导成员兼公道团长，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日军入侵和保卫抗日政权的斗争。1946年3月，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家联合会常务理事。
从1939年到1951年，王春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担任过晋东南解放区《黄河日报》主编、华北《新华日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编委兼编辑科科长、《抗战生活》杂志主编、《华北文化》杂志总编辑、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兼《新大众》报社社长。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后，他先后担任北平《大众日报》社社长和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社社长。在十多年新闻出版工作中，他为工农大众写下了不少好文章。
1951年12月30日，王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44岁。
赵树理的良师益友
王春的名字常常和赵树理连在一起，有人甚至把他们比作宋朝的大将孟良、焦赞，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这种比喻自然不太确切，但他们的友谊的确是革命队伍中同志关系的典范。
赵树理比王春大一岁，但他却一直把王春看作大哥。甚至在文学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成为知名作家以后，赵树理对王春依然以师、兄相待。因为在赵树理成长的过程中，王春的确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给了他很大帮助。
第一，王春最早“发现了”赵树理。早在1933年，赵树理在无固定职业的情况下写过一部通俗小说，名叫《蟠龙峪》。小说写了一半，被王春看见了，他说：你以后就这样写下去，这才是革命文艺的路子。他并为此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予以肯定。经他一“点拨”，赵树理茅塞顿开，于是“发下了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
第二，王春帮赵树理找到了发挥艺术天才的阵地。1939年，王春被任命为《黄河日报》(路东版)主编，便邀赵树理到报社编“山地”副刊。这副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鼓词、快板、童谣、故事无所不包，使赵树理“十八般武艺”得以发挥。王春知人善任，赵树理找到了发挥才能的最佳阵地。当时，他们的小报“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看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堵塞”。
1943年，经彭德怀批准，调王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政策研究室工作，赵树理也跟着到了北方局。
在北方局这段时间，王春和赵树理一起下乡、一道收集素材，成就了赵树理的名著《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第三，王春和赵树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同封建文化和反对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人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根据地的群众虽然政治上翻了身，但思想上还受着封建文化的毒害。各种鬼怪神灵影响着人们的头脑，巫婆、神汉在兴风作浪，大量宣传封建迷信的“小本本”还在乡间流传。因此，向封建文化进行斗争是十分迫切的任务。王春、赵树理都是这方面的闯将，他们坚持要用通俗的新作品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但当时一些文人瞧不上他们这一套，认为通俗化的作品“庸俗”“登不得大雅之堂”。
1942年1月，太行区根据地举行过一次文化人座谈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都参加了。会上，赵树理在朗读乡间流传的旧唱本“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后说道：我们应当起而应战，写出新的通俗作品，打垮它……但赵树理的意见遭到有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群众是落后的”，“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作品来”。
这时候，王春旗帜鲜明地站在赵树理一边。他发言的题目就是《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他列举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宣传封建迷信的小册子，然后说：这些小册子，“深入、普及、无孔不入，俯拾即是，而且其思想久已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却一向不干涉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
王春、赵树理从实际出发，讲了反封建任务之迫切，讲了通过大众化、通俗化作品为群众服务之必要，呼唤文化界同志转变对群众的态度，写出为群众欢迎的作品来。
尽管有人反对大众化、通俗化，但王春、赵树理却毫不动摇。他们坚信自己的路子，并用实际行动探索和实践新文化的方向。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根据地，他们的路子才得以认可。
第四，王春始终关注着赵树理的学习和提高。在第四师范学习时，王春就经常借一些进步书刊给赵树理看，而且每借一本书还要向他指出应关注的重点。赵树理成了作家以后，王春仍然关心他、指点他，认为他读世界名著太少，而且总是看得太慢，这影响他眼界的扩大和观察能力的提高。
第五，王春第一个向全国读者介绍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继出版后，赵树理的名字很响亮了，但读者并不了解他的经历。当时有不少传说，有的说他是“吹鼓手出身”，有人说他“在戏班里呆过”。这时候，又是王春出来，写了《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当时在河北省平山县出版)上，后被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简要、准确地介绍了赵树理，至今还是一篇赵树理研究的权威文章。
在山沟里实践大众化、通俗化
抗日战争后期，王春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任总编辑。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华北新华书店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番号“洛阳部”）。和现在的新华书店不同，这个书店是编书、写书、印刷、发行“一条龙”。书店编辑部聚集着包括冯诗云、赵树理在内的一大批“秀才”。书店办了多种通俗刊物，影响最大的要数《新大众》。这时候，王春便更有意识地实践大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了。
《新大众》的主要读者是区村干部、中小学教师。因为是办给农村读者看的，王春要求编辑部同志写的东西都要通俗化、口语化，他自己也带头写这方面的文章。从农村读者的实际出发，《新大众》在形式上力求做到生动、活泼，辟有“天下大事”“有问必答”“大众信箱”“自修学校”“读者俱乐部”等栏目，并经常用快板、民谣、诗歌、谚语等形式进行宣传。《新大众》特别重视和群众的联系，每期杂志的通讯员来稿都要占到三分之二，王春要求通讯员“话怎样说，稿就怎样写，写别字，写得不通顺，都不怕”。
《新大众》有2000多名通讯员，对他们的来信，有一个时期编辑部几乎做到了每信必复。对不会写作或手头没有写作材料的，先鼓励他们反映群众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稿子写得不清楚，就反复请他们补充材料，有的稿子补充三四次材料，才拿来合在一起重新编写。稿子不能用也要给他们写信说明理由。有的通讯员工作忙时甚至几个月不来稿，编辑部照样写信和他们联系，照样帮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