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嬗变及诱因分析
时间：2021-02-25 20:02: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纵观世界各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历程，传媒体制变迁与其说是政府主导式的“强制性”变迁，不如说是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诱致性”产物。在梳理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百年变迁的过程中，本文重点从西方经济学三次革命的维度，剖析经济学革命的动态演化脉络与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间的内在关系。结果发现，美国广播电视体制与同一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影响甚至决定着同一时期的广播电视政策与体制，而且这种内在关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本文认为由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学第三次革命”很可能成为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革的“新拐点”，即在复归“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强化政府规制，实现新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 古典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
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传媒产业发展历程，传媒体制变迁与其说是政府主导式的“强制性”变迁，不如说是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诱致性”产物。从理论层面来看，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都受到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的重要影响，换言之，政治经济思潮的演化构成了体制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嬗变的内在路径也是如此。
从美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上第一部法规《1912年广播法》诞生，至今(2011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百年间，虽然广播电视频谱资源公共所有和运营商业化的模式从未改变，但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美国广播电视体制(文中简称“广电体制”)及其产业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政策萌芽阶段，即从美国广播业诞生到《1934年通讯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的颁布。在这一阶段，美国广播电视业经历了一个由运作混乱、管理无序向逐步规范化、法治化转变的过程；(2)“公众委托模式”阶段，指从《1934年通讯法》颁布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该阶段，《1934年通讯法》确立了美国广播电视的“公众委托模式”，即确立广播电视频谱资源为公共资源，政府委托具备一定资质的私人资本进行运营，并对广播机构实行内容管制和结构管制，以确保广播电视业在“公益、便利、必需”(Public interest，Convenience，Necessity)的准绳下运行。(3)“市场模式”阶段，即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颁布至今。其间有一部重要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法规，《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尽管《1996年电信法》并未否定“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但结构规制的大规模放松实质上使得美国广播电视业进入了一个市场自由竞争的阶段。
从纵向来看，美国广播电视产业体制为何发生如此嬗变?其内在动因何在?是否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本文跳出传统的“就传媒看传媒”、“就产业看产业”的研究思路，从西方经济学三次革命的维度，着重剖析经济学革命的历史演化脉络与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间的内在关系。从“经济学革命”与“广电体制变迁”的时间点与动态演化过程来看，二者具有较高程度的“吻合性”，这种“吻合”表面上似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本文将对之进行探讨，这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古典自由主义奠定广电业的私有制基础
从初步奠定美国广播电视体制雏形的《1927年广播法》看，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产权公有；二是运营商业化。问题是，当时的美国为什么会选择以商业化模式来运作公共的无线电频谱资源?这与美国的国情及当时的历史境遇有很大关系。
第一，在20世纪初的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还处于巅峰状态。20世纪20年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衰退的征兆从1928年底才开始出现。在1928年之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魔幻的调控能力。在广播电视规制机构看来，商业运作一方面可以使媒体独立于政府——以商业力量抗衡政府的干预，从而保证新闻业免受政府的控制并监督政府是美国新闻业的荣耀(施拉姆等，1980)；另一方面，由于运营者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会自发地满足受众需要，从而实现所谓的“公共利益”；相反，如果没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媒体很可能没有动力去服务于公众，“公共利益”就可能沦为空头口号。所以，美国广播电视选择商业模式在当时看来的确是顺理成章。
第二，美国有着深厚的私有制传统，这一传统也为17世纪中期以来的古典经济学所奠定。商业制度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历史学家托马斯·C.科克伦认为，“商业的文化影响必然超出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范围”。赫伯特·斯宾塞说：美国的“唯一兴趣就是从商”。里查德·霍夫斯塔特说：“商业是美国生活中最强大、无处不在的兴趣。”批判学者麦克切斯尼也认识到了商业制度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在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人们缺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私人通过控制社会资源来牟利是无可厚非的，在某种程度上，私人资本已成为免于公共批评的领域。由于私有传统的影响，当时倡导非商业广播的团体无法对私有制提出彻底的挑战，而商业广播的倡导者则很容易将自己的立场标榜为“美国精神”，因而商业广播制度的确立就显得顺利成章了。
第三，当时商业广播有着较强的议价能力，能左右广播政策的制定。当时美国的商业广播已有较大发展，实力雄厚，在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1927年之前，美国私人所有的电台的数量已经非常多，而且建立了NBC(1926年)和CBS(1927年)这样的大型广播网，在立法过程中，他们共同行动，向政府施压。由于其手中握有强大的武器——影响力强大的广播公司和雄厚的财力，在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商业广播机构相比其他博弈力量而言，显然占有极大的优势，因此政策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发展也在情理之中。
凯恩斯主义促使广电业政府规制的强化
“公众委托模式”确立的标志是1934《联邦通讯法》的颁布。该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广播电视商业化运营模式的确立，但同时强调：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公共资源，政府代表公众对之进行管理；许可证持有者是电波的临时使用者，必须经过政府许可方进行广播，且其运营必须以“公共利益、便利、必需”为准绳，确保“公共利益至上”。
为确保公共利益，FCC对于广播电视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制。例如，为防止垄断，FCC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广播电视所有制的多元化——1941年，针对当时NBC的发展势头，规定禁止一家广播公司同时拥有两家广播网，以致1943年NBC不得不分离出蓝色广播网，成立ABC；1953年，FCC制定的著名的“七台原则”，规定个人和团体拥有电视台不得超过7个，其中甚高频只能拥有5个，个人和团体拥有的调频调幅电台不得超过7个；1975年，FCC颁布新的交叉所有制，目的在于禁止同一集团在同一社区同时拥有报纸和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