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时间：2021-02-24 12:01: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14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经济波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财政政策规则、货币政策有效性及最优货币政策选择、通货膨胀及其福利成本等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在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财政风险；通货膨胀陷阱；供给抑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11-0000-00
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经济波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
一、宏观经济走势研究
徐朝阳通过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于我国当前消费率持续下滑，经济依赖外需，但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高速增长，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当经济中一些重要的领域存在供给抑制政策时，其他领域的供给扩张会超过消费需求增长并导致产能过剩现象，导致了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研究认为，供给抑制政策导致的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失衡是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本质。应尽快解除各种供给抑制政策，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以市场机制调节和改善社会投资和供给结构。[1]
刘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进行了预测。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后，新经济约束条件发生了多方面变化，自然经济增长率出现新的长期回落。GDP年均自然增长率，在2020年之前，估计在6%～8%之间，实际增长率正常应稳定在7%以上，但存在跌破7%的可能性。我国经济增长趋稳，滞胀压力增大，结构性失衡趋缓，但升级动力不足，承受失衡能力上升，但宏观政策局限性日益突出，调控方式转变困难。[2]刘伟和苏剑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2015年宏观经济态势和特点做出了判断。分析指出，2014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长缩”状态。我国经济现阶段，既存在需求疲软的恶性通缩冲击，也存在供给扩张的良性通缩冲击，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多种复杂局面，不同局面对宏观调控有着不同要求。2015年中国经济表现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政府政策不变，物价水平低于2014年，经济增长率维持2014年水平；第二，政府刺激力度加大，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3]
刘树成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并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了预测。分析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2015-2020年，我国经济走势存在四种可能性：一是持续走低，而是继续走平，三是重返10%以上高增长，四是经济运行在7%-9%的合理区间正常波动。分析认为，应争取第四种可能性，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相结合，构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4]
高培勇和钟春平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把握，需要将宏观基本规律和决策层的理念加以综合考虑。过去35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很大，且存在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周期。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基本规律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市场特性和决策过程也放大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当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经济理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信心加强、耐心强化，通过上下限目标管理模式，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的中速增长，维持物价和就业双稳定。[5]
洪银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及与新常态相互支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基本新常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要与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三方面的新常态相互支撑。[6]
黄泰岩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假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进行了考察。研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先后完成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需要更换新引擎，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研究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系列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再是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要在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调整经济结构、激发市场主体活动，依靠新的制度供给、创新技术要素供给、优化结构供给、提升企业竞争力，来推进动力转型。[7]
方福前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对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宏观调控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要服从并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目标。宏观调控的可控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相容，宏观调控目标的多重性也会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和经济不稳定。当前宏观调控主要是解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和增加就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8]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分析了内生增长动力缺失所导致的低效率冲击，以及现有制度缺陷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条件下经济转型方向及其困难。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因在于，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技术进步效应消减的“三重冲击”和要素弹性逆转、资源环境约束、需求约束、国际市场限制的“四层效应”，而维持持续增长的核心在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释放人力资本潜力。研究认为，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转变，要高度关注“减速治理”问题，推进传统的“纵向”政府干预机制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转变，推进存量改革，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障碍，通过市场化改革优化人力资本配置，通过体制改革打开服务业发展空间。[9]
徐现祥和梁剑雄基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模型，使用31个省级政府在2001～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五年规划中的增长目标，分析了东部经济增长放缓、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省际差距缩小等现象背后的机制。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了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政策，加大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造成了中央政府与发达地区政府之间利益冲突。发达地区政府会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以减少由于中央政府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给发达地区带来的经济损失。发达地区政府的行为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却不利于经济总产出增长。实证分析表明，增长目标决定了省级经济差距的变动态势，发达地区官员策略性地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被显著放缓。[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