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土地信托难题
时间：2021-02-17 08:00: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城镇化的内涵之一是让农民离土进城，这意味着不仅让他们获得城市户籍，还要真正在城里扎根生活。这一过程当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目前，信托行业正在尝试和土地流转结合，或许是一种解决方式。
公司性土地信托尝试
在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之下，农民的承包土地要进行流转，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为委托经营，把经营权长期交给土地使用者。但这种方式容易出现打擦边球的现象，比如使用者进行非粮化、非农化生产等。
土地流转的第二种方式是租赁。严格意义来说，这跟土地出让金的形式类似。它比第一种方式更受农民欢迎，因为租赁出去之后，农民就不用再管土地了。但这个过程涉及到租金、解约方式等问题，都会对租赁者产生影响，不适合其持续性经营发展。
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目前来看都不是长久妥善的解决之道。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本意，是能够脱离土地进城，实现城镇化。在目前农民的承包地及房屋均不可买卖的情况制约之下，必须有一种制度框架帮助他们完成这一过程。
目前有几家信托公司正在尝试用信托的方式进行第一种流转，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从信托公司的角度来看，开展这种业务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它们要获得新的盈利渠道，土地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项目。在此之前，信托公司尝试过多重业务，红酒、养殖、煤矿相较之下，它们都不如地产项目盈利。长期来看，稳定、可以把握得住的，就是资源有限且不可替代的土地。
而除此之外，在中国目前的信托制度框架之下，进行土地信托尝试，还有两个现实的基础。
首先，信托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管理模式，银行理财、保险理财、证券、私募等多重业务，都可以采用信托的形式来操作，土地流转采用信托的方式经营，也并不存在太大障碍。
其次，为了保障信托项目的安全，银监会采取了多重严厉监管措施。第一是信托公司的所有项目都要向银监会报备；第二，信托公司每年都要从收入中提取一定的坏账拨备；第三，如果一个项目出了乱子，新的项目就会被暂停。没有任何一家信托公司愿意这样做。因此，信托公司风险控制措施很严格，到目前为止，尽管信托业管理资产超过了10万亿元，到期不能兑付的现象还没有出现。由此看来，采取信托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是可以进行尝试的，起码不会出太大的乱子。
多重掣肘
土地信托要想顺利开展，也将面临多重难题。
首先是法律框架问题。中国信托法对信托的大致定义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志，以自己的名义去运作经营这笔财产。信托的本质是一种财产制度，按照信托法，信托财产必须登记、转移，所有权发生变更，否则信托关系不成立，只能算是一种代理关系。
在英美法系之下，信托委托人的财产所有权是虚置的，只有平衡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真正的所有权在信托机构即受托人手里。信托机构可以完全以自己的意志去处分这笔财产。而中国目前的信托则更像是一种集资项目，更像是理财，信托公司完全遵从委托人意愿，也不存在信托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分离。
这些都和信托的本意相违背，以信托法为标准来衡量，现在的信托业务都是“违法”的，起码是用法律所无法解释的，可谓是“脱法信托”或者“违法信托”。
正因如此，在实施土地信托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并未全面明晰和确定的前提之下，既无法进行土地登记，也无法进行土地转移，要实现真正的信托，目前仍不可能。
其次，在真正的信托关系中，对于财产具有支配权利的应该是受托人。可在中国目前的信托行业当中，受托人对财产却没有这种权利，因为财产并没有登记在其名义之下，所以必须遵照委托人的意志。在这种操作模式之下，大多数的信托公司都不敢涉足长期项目，大多是经营一两年的“一锤子买卖”。
不仅如此，信托不是托人买条烟打瓶醋，而是全权托付，因此受托人的经营必须十分稳健。但在历经多次整顿之后，中国的信托行业的新一轮发展目前才进行了七八年的时间，很多的规章制度都仍不明晰和完善，也依然没有培育出一批信誉卓著而且经营稳健的大公司，没有一家公司敢保证，不管它破产与否都能确保其信托财产的完整性。
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流转信托对信托公司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为保证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土地信托的期限一般较长，涉及面较广，在较长的周期内，政策环境、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市场情况等的变化都会对信托计划产生影响，这要求信托公司有非常强的专业能力。土地信托和其他信托产品不一样，一旦开始经营，就要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所以，在稳健的公司、健全的法律和长治久安的政策出现之前，土地信托难以大规模展开。
国家性制度建设
正因土地涉及上亿人的利益，不是几家公司几个项目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应探索在国家层面进行土地信托制度建设。
但应首先进行明确的是，利用信托的形式进行土地流转，只是一种探索，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谁都不能确定。国家的土地制度假如要出现变化的话，信托制度根本就不必采用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要探索任何土地信托，都应明确两个基本前提：一、不改变目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度；二、信托在不登记的前提下也可以运行。
在错综复杂的形式当中，国家之所以应该出面进行制度建设，除了信托公司目前仍然内伤严重、“难堪大用”之外，也和土地制度的复杂性有关。
首先，土地信托必须进行统筹，不可能以一家一户的形式进行，这个过程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者，否则谈判的成本既高，效果也有限。而从目前实践当中的土地信托案例来看，信托公司均是和当地政府合作开展业务。
其次，地方政府出面进行土地信托，也会面临一系列的难题。比如，土地信托在嫁接下游的产业链之后，一旦出现风险，为了让信托关系长期持续进行下去，政府势必要给予流转的企业一定的扶持和优惠。但在地税空间有限、农业生产地区财政有限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受到较大限制。
所以，中国或许应该学习当年东西德国统一时候的经验，由中央政府出面，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涉及土地信托制度的法律和税收及补贴政策，以此来实现土地信托的全面及可持续。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说，在市场化运营的前提下，或许可由国家出面成立一家新的土地信托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向外批租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国家给予其经营者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其在获利的前提下进行经营。
农民要进城，土地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式。而由国家出面进行土地信托，应该是比土地自由买卖更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