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今的台湾历史【1949~2009年台湾历史上的九月】

　　九月一日 　　1963年9月1日，花莲港开放为国际港。 　　1931年，苏澳镇与花莲港间道路修筑完成(现今苏花公路，为台9线的一段)，使得花莲港与台湾北部地方的陆路联系为之畅通，然而货物运输仍未见方便。日殖民当局认为此问题未能解决，东台湾的运输设施仍无法臻至完备，对掠夺台湾资源仍存在极大的障碍。因此，自同年度起8年之间，以总经费742万日元开始修筑花莲港街(米仑，现名花莲美仑)的商港，1939年完成3座码头，可供3000吨级货轮停泊。1940年东部水力发电完成，计划大量设立铝业、电气、氮气、金属精炼等临港工业，并以扩建港口需要，乃以500万日元开始第二期筑港工程，预定于1944年竣工，后因太平洋战争关系，工程停顿。由于花莲港距太平洋主航道仅需2小时，而太平洋主航道是世界航运最频繁航道之一，花莲港的存在对于台湾经济有着重要的地位，许多位于花莲的大企业均因花莲港而设于此。1963年9月1日，花莲港正式开放为国际商港，并成立花莲港务局。近年来，由于邻近的位于秀林乡和平村的和平水泥专用港开始营运。花莲港的运量开始略有衰退。
　　
　　1982年9月1日，恒春垦丁“国家公园”成立。
　　恒春成立“国家公园”的计划早在日据时期即有学者提倡。在台湾最早的大屯、阿里山、太鲁阁3处“国家公园”成立后，1936年4月台北帝国大学地质学教授早坂一郎在其论文《台湾的国立公园》中，认为既存的阿里山、太鲁阁“国立公园”皆为大同小异的山岳地带，主张应于恒春半岛增设“国立公园”，范围为台东与屏东一线以南全部区域、包括大武山等高山。同年2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的专栏中台北帝国大学几任教授亦附和之，认为大武山至恒春方面由姥姑石形成的丘陵为“一种独特的景观与风致”，另外亦有四重溪温泉与琉球屿，成立“相当大规模的国立公园并非不可能”。此后垦丁“国家公园”于1982年9月1日公告计划，但范围仅恒春镇及附近海域，不合高山。稍后1984年1月1日成立管理处，为台湾光复后第一个“国家公园”。大武山附近区域则于1988年1月13日成立大武山自然保留区，琉球屿则划入“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今的垦丁“国家公园”陆地范围西边包括龟山向南至红柴的台地崖与海滨地带，南部包括龙銮潭南面的猫鼻头、南湾、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鹅銮鼻，东沿太平洋岸经佳乐水，北至南仁山区。海域范围包括南湾海域及龟山经猫鼻头、鹅銮鼻北至南仁湾间，距海岸1公里内的海域。
　　
　　1982年9月1日，台北市民权大桥通车。
　　随着台北市中心的逐渐东移，大量人口向松山、内湖、大直等区域涌入。为缓解以上地区的交通瓶颈，使内湖到松山双向车辆保持行车顺畅，并节省以上地区居民的出行时间，1979年10月20日，跨越基隆河，连接内湖与松山的民权大桥正式开工营建，并于1982年9月1日正式通车。民权大桥的兴建，打通了内湖的动脉，也大幅缩减了台北东西向的交通时间，使内湖、松山地区变得更为便利，民权大桥周边地区也由乡村农地转为轻工业区与住宅区形态，由于土地规划与使用的限制，民权大桥两侧完全是轻工业区。此后，随着时报广场的兴建及1991年基隆河的截弯取直，1995年7月麦帅二桥完工，2001年9月麦帅一桥改建完成，堤顶大道、环东大道、旧宗路、瑞光路的开通，也吸引了更多的科技产业进入，内湖科学园区于是形成，更多的年轻高科技人才在此就业生活，整个内湖社区环境人文大幅改造，加上有山有水的秀丽地理环境，内湖地区成了大台北地区的宝地。
　　
　　1986年9月1日，台湾空中大学开播。
　　1971年。台湾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选定部分高等院校与电视台合办大学选修科目。1982年6月，“补习教育法修正案”通过，正式将补习教育提高至大学程度，但社会各界对学校性质归属及学位授予问题，见解不一。同年7月，“大学法”修正案正式公布，增列“教育部设置空中大学”条文，明确其性质归属。1985年6月，空中大学设置条例公布，对设校目的、教学方式、开设学系与课程、学生入学与修习学分、毕业资格等均有规定。1986年9月，空中大学于台北县芦州乡中正路正式成立，开始公开招生，首届录取学生达2万余人。台湾空中大学采取“入学从宽、毕业从严”的原则办理学校，以远距教学为主、面授教学为辅，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播送教学内容。自建校起至今共开设管理与资讯学系、公共行政学系、社会科学系、生活科学系、人文学系和商学系6个学系约30个学类。课程设置以工作需要的实用性知识为主，注意广博与专精兼顾，文化性与职业性并重，力求涵盖学系领域的重点知识。学生分全修生、选修生和自习生3种，全修生具有学籍，修满规定学分数，经考试成绩及格者，学校颁发给证书，视同具有正式大学同等学历的资格。为便于对学生面授、考核成绩、辅导课业，空中大学在全台各地尚设有13个教学中心及30多个面授点。
　　
　　1986年9月1日，《文星》杂志复刊。
　　《文星》杂志由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创办的文星书店于1957年创办，自创刊起即标榜“思想的”、“生活的”及“艺术的”，在上世纪60年代曾对台湾青年思想产生重要影响。1961年11月1日，《文星》杂志刊出作家李敖撰写的文章《老人与棒子》一文，由此引发李敖与《中华杂志》创办人胡秋原的笔战。之后李敖名气渐增，于1963年接任《文星》主编一职。1965年8月31日，《文星》杂志第90期遭当局警备总司令部以“(54)训唤五九八四号”查禁，理由是“为匪宣传”：8天后，警备总司令部以“(54)训唤九三四五号”查禁《文星》杂志第97期：12月，《文星》杂志第98期被封：25日，《文星》第99期尚待排印之时，台北市警员直接到印刷厂没收了待印稿件。2天后，台北市长高玉树下达《文星》杂志停刊1年的行政命令。1966年12月，《文星》停刊1年期满，萧孟能依法申请复刊，未获批准，《文星》从此销声匿迹。1986年9月1日，《文星》杂志获当局准许复刊。复刊后的《文星》，无论内容、编排、印刷均属上乘，其作风韵味仿佛又回到了创刊之初，而文稿的取材与水准更臻成熟。但由于时代的变迁，青年人的阅读品味改变，而且一般人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问题亦不太重视，《文星》的理想和言论再也“激不起当年群起关怀参与的浪花”。新的《文星》杂志仅办了22期，终因销路不振、财务不支而宣布停刊。
　　
　　1993年9月1日，台湾当局施行“阳光法案”。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建设已取得较大成果，社会资产和民众生活水平都较以往有明显提高，而公职人员的贪渎不法也成燎原之势。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1993年8月，台“立法院”通过“阳光法案”，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所谓“阳光法案”，又称“资讯公开”或“资讯自由”，是指规范行政、“立法”部门人员，从事公务、公职期间的清廉公正，防制相关贪渎不法及利益输送行为的一系列 法案的总称，其基本出发点是“人民有知情的权利”。一般人所理解的“阳光法案”具有较为广泛的意义，包括制定如“政治献金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游说法”、“利益；中突回避法”、“资讯自由法”、“行政程序法”等。然而此后数年，台湾公职人员的贪渎情形呈愈演愈烈态势，各种贪渎弊案不断曝光，而各方要求加速构建“阳光法案”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并推动当局缓慢地制定实施各项‘阳光法案”。尽管台湾当前的“阳光法案”已经是林林总总、名目繁多。但从历年来执行成效及民众反应看，这些“阳光法案”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在防制贪渎、不法、利益输送上乏善可陈。
　　
　　1994年9月1日，台新闻从业人员举行“九0一为新闻自主而走”大游行。
　　创刊于1947年的《自立晚报》，于1959年增资改组以前，即以被当局停刊4次而闻名。改组后，由曾担任台北市长的吴三连出任发行人，在《公论报》于1961年关闭后，《自立晚报》相对独立的色彩愈发确立。1988年“报禁”解除后，《自立晚报》增办早报。1994年7月，由于新闻传出自立早晚两报将易手由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政忠管理，引发报社员工、文化界及社运界一片哗然。7月19日，“中研院”院士李镇源等700余人，在《中时晚报》发表全版《关切自立声明：请维护自立报业自主风格》。8月中旬，“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发起“抢救自立、生产民主、工投典范：工运及社运团体呼吁自立资方尊重新闻自由、落实生产民主连署书”。8月16日，《自立晚报》头版半版以几近留白方式，以示抗议并向读者“表达深深的歉意”。9月1日记者节当天，以自立记者为主的团体主办“九0一为新闻自主而走”的街头活动，游行媒体以“争取内部新闻自由”、“推动编辑部公约”为诉求，并宣布将“成立自主性新闻专业组织”。1995年3月29日，台湾记者协会成立，成为台湾第一个跨媒体的记者自主社团。
　　
　　九月三日
　　
　　1951年9月3日，台湾第一位台籍律师蔡式谷病逝。
　　蔡式谷生于1884年4月28日，1903年从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乙科毕业，任教新竹公学校。1907年、1909年先后通过普通文官试验及考取教谕。1913年，蔡式"谷赴日求学，先后在明治大学法科专门部和中央大学法科高等研究科攻读法律。留日期间曾加入“高砂青年会”任会长，致力参与民族运动。其间曾参与《台湾青年》编纂工作，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及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工作，致力推动改善殖民地政治环境。1923年，蔡式谷取得辩护士资格，于台北市太平町(今长安西路一带)执业，从事辩护士执业工作外，持续投入文化及社会政治运动。1924年因“治警事件”被捕，二审判处罚金百元。1925年担任“二林事件”辩护律师，声援农民运动。1927年，他脱离“文化协会”后与林献堂、"蒋渭水等人筹组台湾民众党。由于1930年民众党在工人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后，右翼党员担心该党的“左倾”问题，随后蔡式谷与林献堂、杨肇嘉等另筹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935年台湾“总督府”公布实施改正地方自治制度，蔡式谷出马竞选，以最高票当选第一届台北市会议员，1939年得以连任成功。1945年台湾光复后，其淡出政坛，后于1946年任台北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台湾省通志馆编纂。1951年9月3日，蔡式谷病逝台北，终年67岁。
　　
　　1968年9月3日，台湾“中国电视公司”成立。
　　1960年6月，“中国无线电协进会”代表人胡维庸申请以“自资自建”方式设立民营电视台，定名“中国电视台”，资本额为新台币600万元，拟在台北市圆山架设发射台，采用1千瓦电力发射机，发射范围可达60公里，必要时可增资至新台币1200万元。由于当时客观环境因素，此案并未被当局批准，却成为台湾第一家民营电视台的申请案。1963年，“台视”成立一年半后，有意成立第二家电视台的业者在台“立法院”提出咨询后，决定在“台视”完成全台电视网后开放成立第二家电视台。包括正声广播公司在内的当时全台28家民营广播电台参照日本与欧美经验，联合申请成立第二家电视台，当时尚有11份第二家电视台申请案。1967年，台当局指示，整合各个第二家电视台申请案，由中国广播公司(中广)结合28家民营广播电台及部分有志于电视事业的工商文化界人士集资创办第二家电视台，定名“中国电视公司”，简称“中视”。1968年9月3曰，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中国电视公司成立大会”。1969年10月9日，“中视”开始试播。10月31日，由“副总统”严家淦主持剪彩仪式，当时中国国民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国华主持按钮仪式，“中视”正式开播，由此改变了台湾无线电视“仅此一台(台湾电视公司)”的局面。进入2000年，随着“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进行，“中视”成为民营媒体。
　　
　　1993年9月4日，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抵达台湾举行演唱会。
　　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事情的发生，对台湾来说都是第一次。1993年，有一件让台湾社会及无处发泄的青春为之疯狂的大事，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台北演唱会。从迈克尔・杰克逊到来之前到演唱完离去，台湾媒体、乐界与教育畀所引起的各类喧腾话题，可谓百年难得一见。作为国际流行乐界的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要来台办演唱会的消息也早在一年多以前就予以公布。1992年，其长达11分钟的音乐录影带《Black＆White》(黑与白)即在台湾引起轰动。那一年，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秀也在台湾流行到最高点，从综艺节目到小朋友的游戏，几乎每个人都在学他的月球漫步及倾斜45度。1993年9月4日至5日，在台北市体育场举行的迈克尔・杰克逊危险之旅台北演唱会，共计8万人观看。尽管门票高达新台币5000元，但在开唱前48小时，即有众多台湾歌迷排队等待入场。1996年10月18日、20日、22日，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再次于台北中山足球场及高雄露天广场举行，3场演唱会据统计观看人数达11万。在高雄市演唱会期间，迈克尔・杰克逊还获得时任高雄市长吴敦义颁发的“荣誉市民奖牌”。其间还探访了高雄市的“无障碍之家”，陪伴慰问了孤儿、残障人及台湾少数民族儿童。
　　
　　九月四日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杂志社长雷震被捕。
　　1960年，雷震等人因《自由中国》的言论与“中国民主党”的筹组而被逮捕判刑。雷震，浙江省长兴县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在国民政府时期历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来台后担任“国策顾问”。1949年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威权色彩日渐增强，雷震与当局的关系逐渐对立与恶化。1960年4月，第二届省议员选举之后，以李万居、许世贤等省议会“五龙一凤”为首的台籍人士，因不满选举不公，5月18日在台北召开“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决议筹组新 政党(后命名“中国民主党”)。《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编辑傅正等人亦参与筹组，雷震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自由中国》予以言论上的支持，并争取中国国民党、民社党与青年党内较有民主意识的政治精英加入组党行列。并于七八月间，在全台各地举办选举改进座谈会，预计于9月底组党。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拘捕《自由中国》社社长雷震、编辑傅正、经理马之骗，以及离职职员刘子英等4人。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召集14名党政军特要员召开“商讨雷(震)案”的机密会议，拟于甲、乙、丙三个腹案中择定一案。经过与会者分析利弊得失后，蒋介石裁决采用乙案，并做出“雷之刑期不得少于10年”与“复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等指示。当天下午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宣判：雷震“明知为匪谍(指刘子英)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指《自由中国》言论)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刑10年：刘子英“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判刑12年：马之骗“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判刑5年，后经覆判，改为交付感化3年。傅正因发表两篇反对“总统修宪连任”的文章，遭控“与匪之统战策略相呼应，便利匪帮之叫嚣”，而被裁定感化3年。雷震案爆发后，《自由中国》随之停刊，1961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亦告沉寂。
　　
　　1956年9月8日，台湾民族运动先驱林献堂于日本东京去世。
　　林献堂出身于台湾望族雾峰林家，诞生于阿罩雾(今台中县雾峰乡)，为雾峰林家“顶厝”支系中5位堂兄弟的老三，因此又被人称阿罩雾三少爷。父亲林文钦是清末举人，与林朝栋同辈。7岁时，林献堂于自家开设的家塾“蓉镜斋”接受汉学教育。1899年，其父林文钦于香港病逝，随即18岁的林献堂接掌家庭事业。1902年，日本殖民当局为拉拢林献堂，委任他担任雾峰参事、区长，并于1905年被授绅章。1921年，林献堂与蒋渭水在台北大稻埕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推举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林幼春等人为常务理事。为了激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台湾文化协会于1923年以《台湾民报》作为宣传工具，林献堂担任《台湾民报》社长。由于1927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发生内部派别分裂，林献堂退出台湾文化协会，于当年7月与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另组台湾民众党。1930年，林献堂脱离台湾民众党，与蔡培火等人筹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并担任其顾问。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华南考察团”前往大陆厦门、上海等地游历，他在上海欢迎宴会致辞时，有“此番归来祖国视察”等语，被日本间谍报告给台湾军部，5月《台湾日日新报》报道此事，对林大加抨击。台湾军参谋长荻洲立兵意图羞辱林献堂来警告台湾人的爱国之心。于是当6月17日林献堂应台中州知事之邀参加始政纪念会时，荻洲立兵便嗾使右翼团体“生产党”的浪人卖间善兵卫当众殴打林献堂一记耳光，此即“祖国事件”。该事件使得林献堂与杨肇嘉避走东京。台湾光复后，林献堂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之后又担任台湾省通志馆(今台湾省文献馆的前身)馆长。1947年2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林献堂被当局列名为“台省汉奸”，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并于同月出任彰化银行首任董事长。1949年9月，林献堂以治疗为由，离开台湾，寓居日本，留下了伤感的诗句：“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国花草有谁怜。”1956年9月8日，林献堂病逝于东京寓所，享年74岁。后归葬台湾。
　　
　　1988年9月9日，台湾首艘赴大陆探亲船自基隆港启航。
　　22年前，第一艘来自台湾的探亲船抵达上海，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如今，从台北到上海，飞机只需一个半小时就能直达。两岸从试点直航到“小三通”、从节日包机到“大三通”，30年前的《告台湾同胞书》里呼吁的“三通”，已经变成现实，回家的路越来越近。1988年9月，台湾“昌宏海运公司”经营的“昌瑞”、“昌鑫”两岸探亲客船，从台湾的基隆港经日本冲绳岛的那霸前往上海，共运行了12航次，运送台胞1880人次，终因绕道亏损，两艘客船运营3个月后，于12月3日被迫宣布停航。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中，探亲船的运营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但当1988年9月9日第一艘台湾探亲船抵达上海，66位两鬓斑自的乘客步履蹒跚地走下船舷时，39载的骨肉分离，39年的长长思念，让这些人等不及走出港区，就隔着围栏与亲人热泪相拥。无论父子团圆，母女重逢，还是兄弟欢聚，积攒了39年的浓浓乡愁，全都化作相拥时的泪雨飘飞。
　　
　　九月十日
　　
　　1977年9月10日，民谣歌手李双泽因救人溺毙。
　　有中国“鲍比・迪伦”之称的民谣歌手李双泽，父亲为菲律宾华侨小学时就随母亲经香港来到台湾。1968年考进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数学系，却与建筑系颇有渊源，曾想放弃数学系课业，转往建筑系发展。在艺术评论家顾献梁兼任淡大建筑系主任后，启迪了李双泽往文艺界开拓的方向。李双泽几乎选修了建筑系所有与艺术有关的课程，尤其喜爱席德进的水彩课，却因数学的学分数不足，无法转系成功。然而这已奠定李双泽日后深耕文艺领域的基础。1972年，李双泽开始在台北各地勤工俭学。在当时人文荟萃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中，有着跟李双泽～样的青年，如胡德夫、杨弦、韩正皓、吴楚楚等人。此时的台湾，甫与美日“断交”，“退出联合国”，青年学子口中哼唱的仍是西洋歌曲，对自己语言的歌谣兴趣缺乏。有感于此，李双泽立志要“唱自己的歌”。1975年，李双泽于淡江文理学院数学系肄业，赴海外游历学画。在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周游，看遍社会上的不平等与种族歧视，开始用大量文字来书写自己的看法。这年12月3日，淡江文理学院在校内举办“西洋民谣演唱会”，本担任表演者的胡德夫因伤未能出席，由李双泽代为上场。李双泽看到其余演出者还是唱着西洋歌曲，实在无法按捺。等到他上场时，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大声问着台下：“全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接着开始演唱《补破网》、《国父纪念歌》等民谣，此举引起台下一片哗然。隔天便燃起台湾文艺界对“中国现代民歌”的论战，并在之后几期的《淡江周刊》上持续讨论，史称“淡江事件”。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在淡水兴化店海滩因施救溺水的外国游客而淹死，得年28岁。“淡江事件”后到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逝世前，其不断创作，用自己的语言来贯彻“唱自己的歌”，也引发7 1-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整个台湾校园民歌的流行风潮。
　　
　　1979年9月10日，台湾首例连体婴分割手术成功。
　　1979年9月10日，在全岛瞩目、好奇并衷心的祝福下首创先例的电视现场转播，守候12小时之后，台湾大学医院终于完成了台湾医学史上第一对连体婴分割成功的案例。3岁前的连体兄弟张忠仁、张忠义在中山医学院的医师尊重生命、满带爱心的照抚下他们开始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 相连成了他们生活和生存的阻碍。于是中山医院与台大医院联系，基于医学技术和生命生存的需求，决定分割这对连体婴、让他们各自拥有独立的身躯。1979年9月10日8时30分，台大医院开始进行男性三腿坐骨连体婴张忠仁、张忠义的分割手术。“中视”在开刀房内设置临时主播台，设置主播、解说员各一人，报道手术实况12小时。最后，分割成功，张忠仁、张忠义成为全球第一对分割成功的男性三腿坐骨连体婴兄弟。
　　
　　九月十三日
　　
　　1960年9月13日，台当局核定基隆市六堵为北部工业示范区。
　　上世纪60年代，工业用地不易取得，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瓶颈。1960年9月，台当局为促进工业发展而开发设立大型工业园区，实施“奖励投资条例”，使工业用地取得有了法律依据。条例规定，当局可将公有土地编为工业用地，也可将私有农地变更使用，依“土地法”施行区段征收，设立示范工业区，以利厂商投资建厂。1960年9月13日，位于基隆市七堵区六堵里的六堵工业区，成为当年台湾全省第一个由省府规划的示范工业区。整个工业区以东与北基公路相连，西则与中山高速公路毗邻，南侧则为基隆河。此后，由台’亍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简称“美援会”)设立的“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负责研拟开发计划，于1963年6月完成占地59公顷，投入金额高达5864万元美元的台湾首座示范工业区。整个工业区属于综合性质的工业发展区，主要为机械、化工原料、塑胶、电子、食品、冷冻、仓储等行业。
　　
　　1989年9月13日，前高雄县长余登发陈尸家中。
　　余登发的政治生涯跨台湾光复前后两个时空，历任里长、乡长、“国大代表”、高雄县水利会长、第四届县长。1963年因涉及“桥头乡农会承领弊案”，被当局以“涉嫌渎职”罪判刑2年，剥夺公权。但他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参政议政的斗争却从未停止，成为台湾社会颇有影响的老一代“党外领袖”。余登发具有民族主义感情，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分裂。曾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应该统一才对。如果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我认为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同时又要在历史上留下背叛祖国的臭名”。1979年1月20日，余登发及其子余瑞言，因主张台湾与祖国大陆及早实现和平统一，遭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案”、“知匪不报罪”拘捕。次日，地方人士及作家许信良、张俊宏、林义雄、黄顺兴、邱连辉、陈鼓应、王拓、张春男、施明德、杨青矗、姚嘉文、陈婉真等20余人聚集于余登发家乡高雄桥头镇，高举标语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余登发父子。时任“增额立法委员”的康宁祥等58名“党外人士”，联名写信给蒋经国，对拘捕余氏父子表示“严重抗议”。但台湾当局罔顾民意，仍于4月16日由“军事法庭”判处余登发有期徒刑8年，剥夺公权5年：余瑞言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入狱1年半后，余登发获保外就医后，仍坚持中国应该和平统一，时常批评台当局“三不政策”不得人心，并于1988年2月参与台“中国统一联盟”活动，被推举为名誉主席。1989年9月13日，余登发被发现陈尸高雄县仁武乡八卦寮住宅二楼卧室地面上，头部严重裂伤，血流满地。据当时台媒报道，陈尸处发现鹅卵石，疑为凶器，究竟是摔跤致死或是他杀死亡，尚难定案。此后台当局虽指派治安单位查办，但因‘态度消极”，引起社会强烈不满，一时满城风雨，诸多猜测，后终因无他杀依据，按自杀死亡处理。
　　
　　九月十五日
　　
　　1987年9月15日，《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到访大陆。
　　1987年，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出现重大突破：解除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并传出可能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的新闻界对此反应最为敏感，各个报社都在四处打探，希望能提早获得一点消息。创立于1947年、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自立晚报》，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台湾第三大报刊。总编辑吴丰山预感到，两岸关系僵持了这么多年，早晚会有一个大的改观。随即派出两位资深记者李永得、徐璐从日本东京转道赴大陆采访。9月11日，以《本报特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由东京赴大陆采访》为头条新闻的《自立晚报》，出现在台湾街头。整个台湾轰动了，人人都在议论着这一特大新闻。9月14日，李永得、徐璐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踏进了中国民航CA930的舱门，途经上海飞向北京。两位台湾记者走入机场时对接机人员说：“让你们久等了口”中国新闻社记者陈佐洱迎上前去握着他们的手，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两位台湾记者的大陆之行，从9月15日开始，至9月27日结束。先后到访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5个城市。在北京，他们看了故宫、天安门等地。采访了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他们称之为“走上不归路的流亡者”。由于这一趟历史性的大陆行，李永得、徐璐一跃成为中外所瞩目的记者明星。而这两位记者明星所产生的冲击波，对台湾当局的震荡亦是巨大的。在两位记者回台湾的一个月之后，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1989年9月15日，侯孝贤执导影片《悲情城市》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1989年9月15日，由侯孝贤执导的反映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影片《悲情城市》在第46届威尼斯影展夺魁，成为华人电影第一次拿下金狮奖，也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四大影展中独占鳖头。《悲情城市》上映前，由于剧情涉及到台湾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事件”，直接挑战当时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引发各界人士瞩目。然而，影片先行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成为首部在世界级影展中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而获得台当局默许。《悲情城市》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历史背景，讲述一家兄弟4人的遭遇和生活，其悲怆的情感流露于一些家庭生活琐事之中，其历史责任感充斥于暗昧含混的历史事件里。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台湾民众和国民党之间的冲突，在娓娓叙述而又暗藏杀机的故事里讲述得动人而平缓。人物之间的伤痛和豪情，于不经意间在时光流转中，无声地凋零成历史的隐痛。侯孝贤电影独立自觉的台湾意识，正是在对大陆纽带的艰苦追寻与对台湾历史的悲情陈述中次第展开。《悲情城市》从一个家庭的衰亡征象，与一段历史的惨痛记忆交织在一起。在强烈的政治批判中，寄寓着真切的人性关注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悲情城市》呈现出一种立足台湾乡土、面向中国文化的史诗气质。
　　
　　1998年9月15日，时报鹰棒球队因“黑鹰事件”宣布解散。
　　1996年，台湾棒坛爆发职棒签赌事件，不但有组头作庄，且有黑道介入，以利诱、威胁方式。唆使部分球员放水、打假球。在台湾检调部门介入调查之后，数十名球员遭收押、起诉、禁赛，大多数的球团皆受波及，台湾职棒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球迷由于极度失望而造成职棒观战人数骤减，球团经营开始出现危机，导致1998年9月15日时报鹰队宣布解散。1999年底两支元老球队三商虎队、味全龙队亦先后解散。本案由于涉案人员以时报鹰队的球员最多，故又称“黑鹰事件”。2004年12月31日，震撼全台的棒球界的职棒签赌放水案，缠讼8年多，台“高等法院”宣判，32名被告中的23名球员，包括时报鹰队郭建成、卓琨原，统一狮队江泰权、郭尚豪、郑百胜等22人，均依诈欺取财罪判处7个月至1年10个月不等徒刑，均较一审轻，并都宣告缓刑，仅蔡明宏改判无罪，全案宣告确定。
　　
　　九月十六日
　　
　　1969年9月16日，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逝世。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殷海光”为在抗战结束后踏入出版界时采用的笔名。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出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的一户传教士家庭。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中学时代，殷海光不是独占鳌头的好学生，桀骜不驯，读书非常任性，有几科功课不合格。伯父和父亲认为他不堪造就，便强迫他在二年级中辍，送到食品店当学徒。他苦挨8个月后，逃回家，复学读书。受到当时哲学大师金岳霖的影响。中学时期的殷海光便迷上哲学，16岁于《东方》杂志发表文章。1946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在《中央日报》工作的过程中，殷海光接触到一般大众所不清楚一些真相，渐渐产生对国民党统治的疑虑，埋下日后他对其政权勇于批判的根源。1949年。殷海光赴台担任台大讲师，先后开设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课程，并参与编辑由胡适、雷震、傅斯年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1954年，殷海光以访问学者名义赴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一年后殷海光回到台湾，一面在台大任教，另―方面为《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坚持以笔下的力量来对抗言论思想禁制。他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成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殷海光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此后因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其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此后，殷海光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力。1960年，殷海光被《中国季刊》围剿，指殷海光为“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知识诈欺者”，甚至于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1964年当局停止其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60美元的补助，又查禁他交由文星书店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1966年7月，台大由于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转任“教育部”委员：1967年，哈佛大学邀其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当局亦不允许其出境。此时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由于如此身心双重折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病中坚持阅读著作不辍，1969年9月16日病逝，终年49岁。
　　
　　九月二十一日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
　　发生于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12秒，里氏7.3级的“九・二一”大地震，由于震中位于台湾南投县集集镇又称为“集集大地震”。由于台中县、南投县为主震区，故受灾特别严重，死伤程度仅次于1935年新竹关刀山大地震。地震发生隔日，据台当局统计，死亡人数已达2321人，伤者6534人，受困者12308人。台北县、台北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等地亦有严重灾情。三周后，台当局公布死亡(含失踪)人数为2378人，死亡人数最多为台中县1138人，其次为南投县928人。大地震共造成40845栋房屋全倒、41373栋半倒。2000年6月30日，台当局通过《灾害防救法》，并制定每年9月21日为“防灾日”。如今在台中县雾峰乡光复中学原址设立了“九・二一地震教育园区”以示纪念。
　　
　　九月二十五日
　　
　　1988年9月25日，李天禄荣获国际偶戏协会颁赠资深演员最佳贡献奖。
　　1910年出生于台北的李天禄，父亲为“华阳台”布袋戏剧团团长。因此，李天禄8岁即学习该项才艺。1930年入赘陈家，后于1932年以22岁自立“亦宛然”剧团。因为唱工，口白与布景极为新颖，李天禄在新团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就与老布袋戏剧团“宛若真”、“小西园”相抗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所有中国传统戏曲被禁止演出，布袋戏亦在其中。1945年台湾光复后，布袋戏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而此时，李天禄以京戏为底本，再参考漳州杨胜布袋戏京剧唱腔与身段，创造出“外江戏”，很受当时民众欢迎。上世纪70年代传统布袋戏开始迅速没落，1978年农历正月，“亦宛然”宣布解散。隔年，已70岁高龄的李天禄在11月最后一次参加台北市戏剧比赛中获得金狮奖。随后“亦宛然”将所有的戏棚和戏偶道具封箱，暂时画下休止符。进入80年代，法国籍学生班任旅专程赴台向李天禄学习布袋戏，时间长达5年。学成后，班任旅将其所学传至法国并成立“小宛然”剧团，李天禄也因此受邀法国偶戏界多次于巴黎市政厅开设大师班，并于1988年9月25日荣获国际偶戏协会颁赠资深演员最佳贡献奖。与此同时，台湾开始重新重视布袋戏，不过因为外来娱乐过多，并没有多少助益。进入90年代，李天禄获得“民族艺术薪传奖”等奖项。也因此名气大增，让他以耄耋之龄参与如侯孝贤执导的影片《悲情城市》、《戏梦_人生》、《恋恋风尘》等电影演出。其中《戏梦人生》则以他的生平作为题材。晚年的李天禄为了势头衰微的传统艺术文化没落而忧心，为了筹设布袋戏文物馆不遗余力。1996年12月31日，位于台北县三芝乡的李天禄布袋戏文物馆开馆，实现他多年的愿望。不过就在该馆开馆后两年的1998年，李天禄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8岁。
　　
　　九月二十八日
　　
　　2002年9月28日，台湾教师会发起“团结九二八”大游行。
　　2002年9月28目，台湾教师节当天，近10万台湾各地教师举行了台湾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台湾教师会早在9月1日即发出“团结九二八”大游行动员令并将这项游行活动定性为“向社会对话”，而不是向当局陈情请愿，他们要执政者选择态度，要求教师会适用工会法、落实教师劳动条件变更的协商权，并将联合全台劳动阶层要求当局以对待企业的态度对待劳工。当时台湾媒体分析，游行能否如期举行，参加人数会有多少，也使得9月28日的游行更引起广泛关注。据当年台媒报道，与台当局预估的5万多人相比，实际的游行人数远远超出，达到近10万人，游行队伍长达3公里。在长达4个小时的游行中，虽然教师体现了良好的素质和纪律，但仍有4000名警察全力跟踪。参加游行的教师普遍反映台湾当局教育改革政策摇摆，损害教师权益和尊严。而岛内的舆论则普遍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上这些不过是导火索。为人师表的夫子们走上街头，表明这座“老火山”也在开始冒烟。而这不过是火山喷发的前兆，更大的火山喷发还将在后面，教师抗议也进一步凸显台湾社会各阶层民众忧虑在加深。
　　
　　九月二十九日
　　
　　1996年9月29日，中台禅寺剃度风波落幕。
　　1996年8月30日至9月1日，中台禅寺举行中区盂兰盆法会。焦急的家属从法会一开始，就恳求寺方代为找寻失踪孩子的下落。寺方答复前后不一，先是说根本找不到，然后又说他们的子弟可能将剃度出家，始终得不到肯定的答复。9月1日当天，家属从早上等到下午，寺方仍然未做回应。激动的家属们最终与寺方发生；中突。4日，100多位家属们头上绑着白布条，就地坐在中台禅寺的大门，进行抗争。一声声“还我亲情”的口号，夹杂着家属伤心欲绝的哀号，让原本是清修道场的中台禅寺，顿时坠入嘈杂的五里红尘。家属在布条上写着：“谁无亲情，还我亲儿!”“亲人情、何堪!焦虑!担心!不满!”“惟觉说：众生下地狱，我上天堂享乐!”配合着愤怒的嘶吼。5日，中台禅寺惟觉大和尚召开记者会对家属表示歉意，强调一切皆因出家众要求，才有所隐瞒、寺方绝无诱拐窝藏。24日，南投地检署首度传讯因集体剃度风波而被家属控告妨碍家庭的中台禅寺住持惟觉大和尚及5名法师。28日，经协调后，寺方同意于29日在台中市，由惟觉大和尚亲自主持舍戒还俗仪式。29日，持续了一个月的中台禅寺剃度风波，在舍戒还俗仪式中落幕。社会舆论对于中台禅寺集体剃度事件的反应相当两极化。站在维护家庭伦理的立场，有人斥责这些大学生辜负父母与社会的栽培。遁入空门：也有人呼吁父母反省，他们平日对于儿女的心态与生活是否过于隔阂。在社会舆论的冲击之下佛光山与法鼓山相继举行的剃度典礼中，都邀请受剃者的父母列席，表明出家亦可兼顾父母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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