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北地区的移民侵略] 大规模移民的本质是侵略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日本开始大量移民至华北地区，华北日本移民人数因而快速增长。在日本实施华北政策过程中，这些日本移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在日本侵略华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伴随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而至，但同时又作为日本侵华的“先锋”，为日本进一步对侵略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移民；华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83―05
　　20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出于谋占华北的需要，日本政府向华北地区大量移民。移民侵略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就是向外扩张，吞食和兼并别国领土。大量日本移民来到华北，在日本当局的纵容与包庇下恣意妄为，给华北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移民在华北的诸种活动，与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与政治渗透密切结合，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一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人移民华北人数增长相对较为缓慢，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北移民数量不多且变动较小。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占领东北后，迅速将其视线投向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华北地区，华北即成为其急欲侵占的下一个目标。随着日本“华北政策”的推进，前往华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活动范围及领域，都在逐步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实施其“满蒙移民”计划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华北的移民力度，特别是自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字后，华北的日本移民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1933年末，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华北日本移民人数为39379人；华南为12653人；华中为31299人。①华北地区成为除东北地区之外的日本移民最集中的地区。
　　1934年，据萧贻待的统计，华北日本移民约为21150人。②客观地说，其统计不算全面，但也能反映出华北日本移民的大概情形。从人口数量看，以青岛居首，天津次之。青岛日本移民人口10979人，约占华北日本移民总人口的50%；天津移民6122人，约占总人口的29%；济南占8%；北平占5%；其他地区总和占8%。从日本移民的地域分布看，华北的日本移民仍基本集中于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城市及铁路沿线地区。山东虽政治上在华北地区不及北平、天津，但其作为日本进入大陆最早的地区及日本的多年经营之地，是其在华北移民最多的省份。不过，自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在山东的日本移民便纷纷迁往他处或回国，居住人口逐年下降，直到1928年后，才又逐渐恢复增长。山东各地日本移民人口，1929年为17900人，1930年为16457人，1931年为17680人，1932年为16817人，1933年为
　　16890人，1934年为16966人，1935年为17859人，1936年为18869人。③可见，山东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在此期间虽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且1930―1935年人口总数均不及1929年，其中1930年、1932年的人数还明显有所下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分裂华北的活动逐步展开，日本侵略的势力渐渐渗透于华北各地，这也就为日本移民华北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地区，相较于山东地区日本移民人数的缓慢增长，在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日本移民增长幅度最快且散居最广的地区莫过于冀东地区，很显然这与日本的军事侵略是密切相关的。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一带被划为“非武装区”。1935年11月24日，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宣布独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改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该“政府”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管辖滦河以东的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滦县、乐亭、申润、遵化、玉田、宁河、蓟河、宝坻、平谷、三河等22县。殷汝耕自任自治政府政务长官，该“政府”实际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据当时的有关报道称，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半年时间内，仅山海关日本领事馆管内的日本移民，已达950户2880人，其分别居留于山海关、台头营、抚宁、北戴河、昌黎、安山、迁安、卢龙、秦皇岛、柳江、石门寨、海阳镇等地④。1935年4月末，华北各地日本移民约为10086人，到1936年末已增加一倍多，达到21362人，其中，以天津、北平、塘沽、唐山、玉田、山海关、秦皇岛、抚宁等处增加者为最多，而通县、乐亭、昌黎、滦县等地的日本移民则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⑤据记载，当时“平津道上，颇有‘九一八’前南满铁道的‘风味’”，在由津至平的火车上，“‘友邦’人士通常占了大半，宽袍大袖，顾盼自雄，履声答答，刺入耳鼓。膳车中备有‘东洋素烧’，报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闻，不时还有穿黄制服红帽边的宪警巡查，过丰台车站还可看到高悬的太阳旗”；且“不独火车上如此，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等，每处的泥地上都是满印着木屐的痕迹”。⑥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华北日本移民数量已有相当规模，达到36560人，就城市而言，以青岛的移民人数最多，为11632人，其次为天津、北平、济南等地；就地域而言，其已经深入到了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华北各地。⑦随着“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华北日本移民数量呈现出急剧膨胀的态势。
　　综上，“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向华北的移民，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明显的扩张之势。正如日本殖民主义者所一直鼓吹的，要“培植实力”，“首在人口之增殖，而人口之增值，又必须移植由日本精神培育出来的日本人”。⑧总之，到“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地区已无处不有日本移民，而各地日本移民又无一日不有增加。
　　二
　　与正常的国际移民不同，近代日本对华北的移民，属于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活动。华北日地区的日本移民也成为日本“华北政策”的有力参与者与执行者。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华北的过程中，日军在所到之处策划的种种阴谋之中，总留下这些人的阴影。
　　1.日本浪人与华北的走私
　　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一些日本浪人扩大了在华北沿海商埠的走私活动，偷运货物种类逐渐遍及人造丝、布匹、白糖等普通商品。不过，初期走私多为个人行为，既没有专营走私的机构，规模也不大，因而尚未引起时人的关注和国民政府的重视。1935年以后，日本浪人开始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
　　当时在华北从事走私活动的日本浪人“每日竟有千人乃至三千人之多，大队成行，由手执武器之朝鲜人在旁护卫，沿铁路向秦皇岛作有计划之大规模之偷运，毫无顾忌”⑨。此后，日本浪人在华北的走私情形日趋恶化，私货几乎遍及所有商品，如人造丝、砂糖、海产品、火油、火酒、毛织品、丝织品、纱布、卷烟、酒精、橡胶鞋、车胎、洋钉、云母片、硬木、针、豆牛奶、棉及丝鞭、橡皮鞋、电池等，无所不有。⑩日本浪人走私之组织亦扩大完备。“在北戴河、留守营设‘旭组运输公司’，昌黎设‘正荣洋行运输部’，南大寺设‘石河运输公司’，滦县设‘昌宏公司’专办接运走私货物，每公司豢养死党数十人至百人，备有武器……走私公司并建设钢铁仓库为货物卸岸后不及装车时，临时囤积之所，殆欲永久维持此走私之组织”。天津成为私货转运的枢纽，北戴河、秦皇岛、南大石及留守营附近之海滨为私运之主要中心地点，此外如秦皇岛、北戴河、昌黎、留守营及滦州各车站，亦为各私贩活动之场所。在北平东车站和天津新老各站，“当火车一到，就有一群浪人拥挤上车，占据三等甚或一等车位，将私货由窗口运上，车警无法干涉”。中方稍一干涉，日人即行动武。自1936年3月21日至4月2日，仅十数日内，华北各海关缉私与浪人发生冲突已达五次，直接交涉四次，内秦皇岛关员被殴二次，二名负重伤，受轻伤者13人。日本浪人横行无忌，肆意妄为。对于日籍浪人的此种蔑视中国主权、破坏中国海关的不法行为，国民政府多次向驻津日本总领事及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但日本政府却总是置之不理。
　　2.日本浪人与华北烟毒
　　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始于其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所采用的鸦片专卖制度，在“九一八”事变后全面展开。国联关于鸦片及危险毒品贩卖问题顾问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孚勒，在他的一篇演讲里说过，“在远东方面，日本权力所至，随之而来的是毒品买卖”。20世纪30年代，移民华北的日本人在河北省及平津两市之贩毒情形，日益严重，由其运进华北贩售之毒品种类，“除鸦片不计外，其烈性者，约有海洛因、吗啡、金丹、面药、咖啡精、麻药、乳糖、先高那、高根、白丸等十余种。此等毒品，在华北则无不应有尽有，到处通行”；在“石家庄、新城、束鹿、涿县等地，日本人并设有运输公司，由平汉陇海等铁路，运往内地”，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冀东地区也渐渐成为“华北毒化之大本营”之一。冀东地区本未开辟为商埠，日本人也无权在境内营商。但日本人不顾条约规定，擅自进入冀东地区并在当地从事毒品贸易。20世纪30年代初，“山海关至唐山一带，时有地方败类勾结日本浪人贩卖吗啡白面等毒品及枪弹”。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更是趁“非武装区”的便利条件，怂恿大批日本移民浪迹冀东各地，遍设大烟馆。从烟馆的总体情况看，平均每县都有一百几十家，仅唐山一处就有80家。1935年11月，日本“支那驻屯军”对昌黎县的调查材料显示，日本浪人在昌黎所开设贩卖鸦片的商店已达130家。到1937年抗战前，“冀东二十二县的市镇村庄到处都有日本人开设的烟馆、赌局。贩卖鸦片、白面、吗啡、海洛因变成了一种公开买卖。走到任何一个庄子，若有某家门前插着一尺见方的小日本旗子，那就是卖毒物的场所”。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华北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有日本浪人擎着日本国旗的贩毒售毒的身影。1931年9月，在一辆日本人乘坐的从天津驶至北平的汽车中，搜获海洛因毒品450多两。1936年7月3日，“日人佐竹喜代次、铃木修次，携带大小皮箱三个，由平乘一次快车至郑……在其箱内查获红丸四十袋，约一千余两”。1936年7月20日，“日本前关东军司令部翻译官河口桂太郎携带烈性毒品海洛英二十三公斤，由平搭平汉一次快车赴冀南顺德贩卖，于是日晚九时抵达顺德站下车后被车站巡官检出”。1936年8月17日，“平汉二十一次南下快车到郑州时，有日本人岛饲茂者，手提皮箱二口，由郑下车……竟查出红丸十二袋，小皮箱内红丸八袋，约共连皮重四十一磅七五”。“七七”事变后，为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日人的贩毒行径更加的变本加厉，无论是在参与贩毒的人数还是在贩毒的数量上都大大超过战前。
　　此外，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在不断攫取华北主权，制造“华北自治”等阴谋活动的同时，为了加紧对华北的侵略，还积极刺探和搜集社会经济情报。他们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刺探军政机密、收买汉奸、从事不轨行动等等。
　　1.对华北的调查活动
　　这一时期，除了满铁在日本当局的指示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外，许多日本移民以游历为名，前往华北各地调查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为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提供可靠的情报。1934年5月，国民政府密令北平市公安局，称“日本近于天津设立国际秘密服务部……以考察测量华北西北地理，包含黄河内蒙新疆等处，令其切实查察”。1934年8月，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得报“日关东军在津日租界秋山街宏济里内，设特务机关，派山木为机关长后，其初步计划，派浪人协同汉奸，携带照相机、测量器等，以游历为名，对于重要地区，如城市飞机场要塞等，作秘密精详之测度”，“次之，派浪人与汉奸匿驻京沪汉等处，窥探军政情况，并密收各重要军政机关同官录制元表册等”，于是密令各地注意防范，“尤其注意黄河南北各省”。据相关档案资料统计，以游历为名实则对华北进行调查的日本人，仅1937年1月至4月间，就至少有33批，他们以商人、实业家、会社员、学生等身份由天津赴河北等地“游历”。
　　2.设立特务机关，收买汉奸
　　在日本当局的策动下，日本浪人纷纷扩充特务机关，训练特务人员。1936年8月，为促进华北各省特务工作，除充实特务机关组织外，日军部在津秘密设立特别工作人员训练班，招募汉奸子弟等，授以侦探及间谍之各种技术，期限4个月，毕业后即化装商人、医生或僧道等，前往蒙古、河南、陕西、宁夏各地方工作。1936年9月，“前直鲁军退伍旅长刘淮西、秦心斋，联络赵景岳、杨庆林等，由日人江藤发给2万元，分头募集匪徒，以招集人数多寡，委为特别保安总队长等职，秘密机关现设日租界”。
　　3.制造多起“分离事件”
　　1936年3月27日的《时事新报》报道，日本浪人“最近假防共之名，在冀南一带煽惑愚民，组织讨共自治军及万国讨赤联合会，强派地方负担经费，事经冀察当局商请某方取缔，虽得同意，惟至今仍在积极活动中”。1937年1月5日，郑州破获日本浪人企图在郑州起事的秘密机关，逮捕汉奸赵龙田，及浪人志贺、山口、田中等。据供述，“日本浪人拨乱我国阴谋，勾结潜伏禹县山中之刘桂堂匪党千余人密谋暴动，破坏交通抢劫快车，并约同浪人百余，来郑设立卖毒机关，乘机暴动，策动黄河以北各县‘独立’。为此，该机关每月使用机密费200元，其中包括操纵民团所需的枪弹火药补给等费用”。
　　除上述的活动之外，随着日本华北分离政策的实施，日军还在华北私贩军火、占住民房、开设赌局、动武行凶等等。总之，20世纪30年代，日本移民在华北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其行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当局对此也十分重视，并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取缔。
　　三
　　移民侵略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谋占华北的重要手段。日本向华北地区的移民，无论行动步骤还是行动力度，与其向华北地区侵略扩张的行为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在某些地区，移民还常常成为军事行动的先导。
　　自从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华北已成为国防最前线。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即发现，在“开发”东北的过程中有着诸多“障碍”，据其自称：“日满集团的精神有三个重要的宗旨，就是：不断的供给日本工业的原料；为日本商人掠夺一个新市场；并解决日本过剩的人口……结果在各方面却足以证明不确切”。于是，他们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了华北地区，不约而同的高呼着：“开发！开发！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其认为，占领华北，“将华北圈入日满集团有三大利益：第一，原料供给便利，第二，煤铁供给丰富，第三，是日本向华北移民可以顺利进行”。而“日满集团的缺乏将有重大的改变，直至现在尚未为日满集团建立所满足的要求，将可因华北合并而得相当的满足”，“归并华北，可供给大规模移民的机会。华北气候的情形，比满洲适宜得多，而相当于本州――日本的主要海岛――的北半部”。因此，在1932年酝酿入侵华北的同时，日本政府向华北地区的移民活动也随之展开。“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向“满洲移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而日本“华北政策”的实施也为日本移民入殖华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向华北地区移民和发展，也成为其继“满蒙”之后的另外一条“可望赖以生存的途径”。
　　同样，日本人在华北的一系列诸如走私、贩毒的非法活动，也不是一种个人的零星的无计划行为，而是日本当局策动下的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日本人在华北的贩毒行为而言，它是与日本在华北所实施的毒化政策分不开的。台湾学者李恩涵指出，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人的贩毒活动表现出一种与日本对华军事恐吓、政治渗透相密切结合的特色。当中日战争在无“宣战”形式但大规模地全面展开之后，日本针对中国所进行之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生产与销售，则是一直与军事行动中所进行的屠杀、掠夺、放火、“三光作战”、毒气战、细菌战、强抓劳工等“硬式”手段之外，作为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段，两者互相配合，以达到压服中国的抗日意识与弱化中国的目的。日本驻华当局对日本人制造和贩卖毒品的行为虽从未表示允许，但总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听其自然，不加干涉，并且征税很轻，令其有利可图。于是，一般的日本人相信“要一张日本护照来贩卖毒药确实是一条发财捷径”。至于日本浪人在华北的走私行为，日本驻华当局虽从来未曾表示同情，但也不加以干涉。“我方如与日方军事当局交涉，他们就说这不在他们的职务范围之内，应该向领事交涉，若同领事和其他外交当局交涉，他们不是说在华走私在日本法律不构成犯罪行为，就说是应归咎于中国的海关税率定得太高，纵然有时也说决定严予取缔，但又说办法尚待研究。最严重的处罚，也不过将少数太显著的分子驱逐回国。”总之，大量的事实说明，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华北大规模的走私、贩毒等活动是在日本当局的策动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华北资源，毒化中国人民，配合日本华北政策的实施，加紧进行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
　　在日本当局的策动下，日本浪人擎着日本国旗，携着私货与毒品，向华北地区高歌猛进，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中国造成了重大影响。日本人在华北猖獗的走私，运进货物之多，偷漏关税之巨，不难想象。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天津为例，1934年的白银外流，致使天津的存银每月减少五、六百万元，曾发生―场大风波；至于进口方面，据天津、秦皇岛两海关的调查，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止，经过冀东区域偷运到天津的私货，有人造丝120069包，白糖975807包，卷烟纸8342包，杂货234166捆，共偷漏税款达3460余万元。私货的大批流入，在各地市场低价倾销，使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对中国财政收入，更是一个最直接的致命威胁；中外之间的正当贸易也深受其害。日本浪人在华北的贩毒行径，造成了华北地区的烟毒泛滥，严重摧残了华北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破坏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给华北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北平，“你如果到街上遛一遛，辉煌的高大建筑，著什么什么洋行，什么什么商号，那就是毒化我人民，灭亡我种族的毒品公司了。成千成万的壮健青年，都变成了形容憔悴的垢面烟鬼，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故都不收复，只怕十年之后就难找到不是烟鬼的壮年了”。另据调查所得，“吾国人民注射吗啡及吸食毒品者，不仅下等社会中人，中上阶级亦多染此嗜好”。由此可见其流毒之深、为害之烈。
　　由上可见，日本对华北的移民是其侵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移民伴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而至，但同时又作为日本侵华的“先锋”，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显然，日本对华北的移民是与其武力侵略政策相适应的，其企图通过此种渠道来实现真正意义上“全面亡华”的目的。
　　
　　
　　注释
　　①田中忠夫著，姜般若译：《华北经济概论》，北京出版社，1936年，第43页。②萧贻待：《日本海外移民与中国（续）》，《外交月报》1935年6卷5期整理。③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④《冀东之日人》，《盛京时报》，1937年7月10日，日本移民中包括来自日本内地的移民、朝鲜半岛的移民和从我国台湾地区的移迁者。⑤萧贻待：《中国日侨激增与日本对华政策》，《外交月报》，北平外交月报刊社，1937年11卷1期。⑥胡不归：《平津杂话》，《是非公论》1936年5月1日第4期第10页。⑦萧贻待：《中国日侨激增与日本对华政策》，《外交月报》1937年11卷1期。⑧范敬文、王静轩：《必须正确认识日本移民侵略问题》，《北方论丛》2000年第3期。⑨郑会欣：《有关日本策动华北走私情况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⑩时昭瀛、夏国盛：《华北走私问题》，中国问题研究会编：《走私问题》，1936年，第71页。张希为：《走私问题及其对策》，中国问题研究会编：《走私问题》，1936年，第222―223、220―221页。《日本包庇浪人走私》，《日本评论》1936年第8卷第5期。皮名举：《此之所谓“亲善”》，《是非公论》1936年年7月11日第11期。赵振中：《外人眼里的日本人作风》，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抗战时代社：《抗战时代》1940年第3卷第3期。叔棣：《触目惊心之毒化问题》，《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7月20日第1卷第27期。《卢龙浪人贩毒》，《大公报》1931年9月14日。朱德新：《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侵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共昌黎县委合编《昌黎县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潘一尘：《冀东归客谈》，《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4月12日第1卷第14期，。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大公报》1936年7月4日。《大公报》1936年7月21日。国难社编印《日鲜浪人在中国各地非法行动》，1937年，第20、24―32页。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密令（1934年5月3日），北京档案馆馆藏J181―20―12613。交通部密令（1934年8月13日），北京档案馆馆藏J10―1―333。据北京档案馆馆藏J184―2―2706、J184―2―2703、J184―2―2704整理而成。《日人在津招募匪徒》，《申报》1936年9月21日。《时事新报》1936年3月27日。古超影、彭济川译：《日本的新“生命线”――华北》，《华北》1936年第1期。《“开发华北”问题的检讨》，《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16期。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樊德芬：《浪人不法行为与领事裁判权》，《月报》1937年第1卷第5期。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6―107页。刘滴水：《从北平归来》，《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4日。《河北严行取缔私售毒物之昌黎日侨》，《山西村政旬刊》1930年5月1日第3卷13期。
　　
　　责任编辑：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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