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意识形态战略选择
时间：2021-07-03 18:24: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 【意识形态工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意识形态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规律出发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把握我国历史方位，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2017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 年 6 月 23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框定了历史方位和时空坐标。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要置于这一大变局中进行新的谋划、必要的战略调整，形成新时代意识形态战略方案。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与基本构成 诸多学者从基本内涵、主要要素等各个角度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从一般意义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了“主体”（什么发生了大变局）、“属性”（主体的类别以及主体变化的性质）、“时间”、“效应”（对世界、地区、中国
2 等客体造成的影响）等要素。我们认为，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还是要回到唯物史观：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揭示世界发展大趋势、时代本质以及中国的历史方位；坚持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方面的“结构变迁”“力量转移”揭示大变局之“变”。从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多重要素相互作用的大变革，包括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领域、物质财富和经济基础领域、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以及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等“变革群”构成的经济社会演变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涉及四个层面。
一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层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近代以来，人类的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力形态。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当前，人类社会正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先导，以数字经济为主要产业特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主要技术特征。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发展模式，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力布局；深度改变人类物质生产体系，以及人类生产方
3 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数千年来的文明兴衰、大国起落无不验证了这一原理。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西方启动和推进的，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对非西方的绝对主导优势。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我国要抢占制高点，抓住这一巨大的历史机遇。
二是物质财富和经济基础层面。它主要关涉到两个方面。其一世界经济格局之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对比。按照经济总量（GDP）计算，发展中国家群体已占全球经济总量一半，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群体。据预测，到 2035 年，发展中国家 GDP 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 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其二财富创造模式和发展范式之变。以 1979 年撒切尔革命和 1980年里根革命为起点的新自由主义日益成为风靡全球的发展模式，自由竞争、私有化、市场化、贸易全球化等构成其基本特征。该模式遵循“赢者通吃”原则，
4 已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等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出现了严重危机，人类社会需要新的发展模式，“发展范式”正处于深刻调整中。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人类社会“发展范式”变革提供了新的选择。
三是思想观念层面。其一自由主义思潮面临严重挑战，国际思潮更加复杂化。二战后一直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思潮不断式微，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等兴起。民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认同政治，使得整个世界更加分裂。其二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少数族群意识与主流族群文化、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日趋严重，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等思潮回流。其三西方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趋势明显。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经济上，分配失衡导致贫富阶层两极分化；政治上，政治精英分化、政党分化以及意识形态分化；文化上，社会分裂与文化冲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要积极有效应对“生产方式—经济力量—权力秩序—价值观念”的变革，形成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意识形态战略选择。
5
二、针对“非西方导向”趋势，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同时也重构了世界秩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1 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步被打破，整个世界格局出现了“力量转移”或“力量转换”。“力量转换的最大影响是导向问题。”整个世界出现了从“西方导向”走向“非西方导向”的大趋势，它涉及经济力量、政治格局、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从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领域来看，发展范式、价值观、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规则等方面都呈现出“非西方导向”。西方诸多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比如，英国学者雅克指出：“西方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准则、价值观和制度方面与中国竞争。”以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为代表的“非西方导向”话语体系越来越具有国际话语权。我们应当用好力量转移带来的导向变化的战略机遇期，积极主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价值观体系，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
6 有效转化。对此，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我们重视，基于此形成基本的战略思路。
1 1 ．构建、传播“中国人的世界观”，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秩序话语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出了时代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在“观”世界、解决人类问题等议题上，要构建、传播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一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观。国际话语权首先是对国际社会、世界秩序的解释权。冷战后，西方提供的有广泛影响的世界秩序话语主要有两个：“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没有未来的，整个世界秩序是“自由民主秩序”“普世文明秩序”。“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世界秩序是由不同文明体构成的，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的，在未来世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将与西方文明出现大规模冲突甚至是“断层线”战争。这两种世界秩序话语极大地配合了美国对外霸权战略，尤其是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特朗普政府时期，构
7 建了“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二元话语，实施对华竞争战略。概述说来，西方世界秩序观主要表现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以西方特殊价值和制度模式为标准，追求世界的同质化。针对西方旧的世界秩序观，我们要积极构建新的世界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其有效尝试。
作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处于不断发展中，但是，其基本原则是清晰的、确证的。首先，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理念范式。其次，它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和“零和博弈”思维，强调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再次，它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诉求的发展型世界秩序观。第四，它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成现实世界秩序的核心主张。第五，它旨在构建世界秩序的“理想类型”。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二是深入阐释、积极宣传回答“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当今时代的“世界之问”。我们要直面“世界之问”，在世界舞台上积极主动宣传好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
8 国方案。比如，主张世界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的世界观；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平等的国家观；强调各国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权利的制度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以包容性为核心的发展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观；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等。
2. 从文明论高度深入阐释、宣传中国道路与中国发展 西方对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歪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只有财富没有自由”，常常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等话语规制中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是游离于现代文明主流的“例外”。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发展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导致冲突与战争。亨廷顿的观点具有典型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
9 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西方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针对西方的“中国强权论”“中国威胁论”等话语陷阱，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要超越基于力量、实力甚至软实力逻辑，而是从文明逻辑、价值逻辑对中国道路与中国发展进行话语构建。中国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绝不是追求“世界排名”，而是超越旧有国际格局，构建更高类型的文明。主流意识形态要从中华传统文明的“和平基因”（比如，“和为贵”“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价值理念），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比如，“共同富裕”“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等），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政党理念等各个文明维度、价值维度，构建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发展是超越“国强必霸”逻辑的文化发展、文明发展。
3. 警惕国际领导权中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平衡自身利益与国际责任
10 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指在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崛起的大国不愿或不能承担领导责任，不为世界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就会导致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强调“美国优先”，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填补美国留下的“责任空间”，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要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化，将我国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但是，在宣传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国际贡献的同时，一方面，一定要警惕被“捧杀”的危险，防止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成为我国不能承受之重，要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不能一味“唱衰西方”，不能犯冒进错误。在构建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进程中，我们要在利益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防止透支实力，迟滞民族复兴的危险。总之，在掌握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上，要强调辩证法，在战略选择上，既反对“话语保守”，又警惕“话语冒进”。
三、研判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新动向，维护好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11 随着中国发展和世界力量转移，中美关系开始发展质变，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美国正在形成“全政府对华战略”（a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on China）。《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遏制与渗透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领域的妥协退让无法改变大国竞争的客观事实。对于美国意识形态遏制战略及其新特点，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从国际层面看，针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锐实力”新话语，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上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著表现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一力量对比导致西方的担忧，直接催生了“锐实力”新概念、新话语。2017 年底，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发布了《锐实力：崛起的威权主义影 响 》 （ 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的研究报告。“锐实力论”是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的新的“中国威胁论”。“锐实力论”
12 主要涉及三个要素：推行主体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国家”；权力行使方式主要是“对外审查、操纵和干扰”，不同于自愿性、公开性、开放性等“软实力”作用方式；战略意图是塑造价值观、制度认同。此外，“锐实力论”认为，中国的“锐实力”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主要是两点：其一利用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诸多优势（比如，经济优势、发展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