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觉世始以传世终
时间：2021-01-20 13:35: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以觉 世 始 ，以 传 世 终
——论梁启超与少年中国梦 近代中国是一个混合着多种性质的社会存在，畸形的腐朽与诡异的新生相生相伴，东方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使中国的读书人在选择人生道路上一时间倍感艰难。一直以龚自珍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己亥杂诗》）自期，向往“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其励二首》其二）的梁启超，正处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地带”（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并为近代中国梦的实现不懈努力着。
梁启超曾在他的知名著作《新中国未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中国梦：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而他的一生，也正是围绕着“救民于水火，富强我中国”的梦想，在社会改革、思想启蒙、学术研究三大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璀璨光芒。
在社会改革方面，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梁启超于 1895 年协助康有为，联合考场诸位举子，发动“公车上书”，由此掀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在维新运动期间，他主办了北京《万国公报》、上海《时务报》以及澳门《知新报》，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成立了“保国会”，通过了具有政党性质的三十条章程，在“保国会”的推波助澜下，维新变法的步伐得以加快。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不得不逃亡日本，然而再大的困难都无法阻挡他实现宪政中国梦的脚步，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思想，坚决反对革命，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889 年在日本的梁启超指挥国内的唐才常，组织“三合会”会党，购买枪支弹药，操练士兵，准备自立军起义，可却由于海外筹款未到位及风声走漏等原因自立军起义过于仓促而很快被清廷镇压下去，以失败告终。1906 年，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满清政府不得不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以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梁启超抓住时机，当即表示支持，并组织了“宪政会”和“政闻社”，希望能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谁料满清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想真正实行宪政，只图能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于是“宪政会”和“政闻社”很快被查封解散。1912 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启超为实现其理想，不得不与昔日的死敌合作，采取“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式，加入了熊希龄的第一流人才阁，并于此期间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改善财政状况，节约开支，繁荣经济的计划，精心着手构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其试图建立一个司法独立的法治国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请辞了司法总长，但随即接受了袁世凯提供的币制局总裁的职位，他从国计民生出发，再次把金融币制改革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并据此提出了详尽的实施方案，撰写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文章，不仅对当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我们现行的许多金融制度与梁启超当时设想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延伸与发展。不幸的是，现实总是残酷的，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的社会改革方案终付诸东流。1917 年，段祺瑞任新内阁国务总理后，像拥袁一样，梁启超再度拥段，在段祺瑞政府中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整理金融，顽强地推进他的财务计划。
是的，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位百折不挠、孜孜不倦的逐梦者，为了他的宪政梦，为了他的少年中国梦，历尽周折却矢志不渝，在梦想未实现之前，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不言放弃，一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尽显其奉献牺牲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显其英雄本色，壮哉！不愧为我大中华之脊梁！
在思想启蒙方面，首先，梁启超所构建的社会启蒙思想体系，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近代中国最迫切的思想启蒙任务就在于从民德、民智、民力三个方面
来改造国民，使之成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新民”，以实现他所构建的宪政蓝图。在这三个方面中，“新民德”是其主要内容，即要从内在的精神气质方面改造国民的精神面貌，使广大民众从习惯于封建专制压迫造成的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独立、自由、自治责任的现代国民品质，由此他提出了公德是否具备与国家能否强盛之间的关系；“开民智”即要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为西方近现代先进科技输入创造主观条件，这也是当时科学落后、国力衰弱的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鼓民力”即倡导尚武，强健体魄，劝民以业，藏富于民，这是梁启超在对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三大方面事实上直接借用了西方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作为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对内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从“变法”到“新民”，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改革前途，从根本上讲应取决于国民的素质，有了一代新的国民，何愁没有新制度、新国家呢？当然，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坐以待毙等有了“新民”之后才会出现一系列的剧变，但不管怎样以“新民”的造就为国家、社会前途之归依也是极精辟的见解。其次，梁启超在介绍西学过程中遵循了否定全盘西化和完全复古原则，他曾对西方文明坦言“心醉”，并且坚决反对一些中国文人所谓的“西学中源”说，但也及其鄙视民族虚无主义，在他看来，最好能将中西文化融合，以此为起点再创造更灿烂的中华文明。即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兼容并包，求同存异”。而且在我国近代化初期的启蒙运动期间，梁启超还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输入中国。1896 年他又将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学说一并介绍到了中国，并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首次使用了马克思的名字，他把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的泰斗，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席卷全球。
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犹如黑暗里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了中国通向近代化的曲折道路，为后来前赴后继的人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他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与思考。
在学术研究方面，梁启超可谓是“知识界的泰斗”，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政治改革的需要展开，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时务报》时期，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开始介绍西学；《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全面介绍西学各方面新理论的研究;1908-1919年间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的研究；1920-1928 年，在大量引进西方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放性的研究。1896 年，他创办了大同译书局，组织编译的西书涉及自然科学、西方官制、学志、史志、法律、农政、工政、商政、兵政等多个领域，广泛而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社会政治学、进化论、人口学、经济学、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唯物论等等。“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还不远万里从欧洲带回了英、法、德、俄等国著作一万余本，组织共学社大量翻译出版。1920 年，以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邀请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1924 年又邀请了印度国宝、世界级的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进而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繁荣，可以说，近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几乎都溯源于梁启超，梁启超对于近现代中国梦的缔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综观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其领域之广、时间跨度之大、内容之精准丰富不由使我们倍感惊奇，对外至西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诸门类对内至中国古代各朝代诸子百家等各学派。他既是中国五千多年旧学术的总结者，又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伟大开创者，是划时代的历史人物，其博古论今，学贯中西，可谓是前无古人；其学术研究观点之研究，论述之有力，成果之丰富，乃不愧为“知识界的泰斗”。他在推动近代中国文化层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乃是我们万千学子的榜样。
这位诞生于南粤的旷世奇才，虽寿未满甲子，然而立德、立功、立言之宏大，却无人能敌。
后人称其“开中国风气之先，不在孙黄后”，极大地肯定了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上的重大贡献。没错，他是近代中国最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天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他的一生，几经沉浮，几次流亡，几多困苦，只为一少年中国梦！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于 1900 年在其《少年中国说》中如是说。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理应肩负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历史使命，以民国伟人梁启超为榜样，完成先贤未尽的少年中国梦！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