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洛学的理论建构与时代价值

李 庚 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河南 郑州 450002)

在5 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 000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峰、文化高地、文化高原。过去素有“逐鹿中原”“鼎立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但我们讲不清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上升到中原学的高度。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地位重要而特殊，对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非同一般。新时代，我们只有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站在人类文明、中西文化比较、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用哲学的视野、文明的视野、学科的视野来认识河洛文化、嵩山文明，以中原学、河洛学的相互碰撞、交流和交融，为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头活水”，才能找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和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既强调了中原文化的重要性，也强调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他把黄河文化的战略定位提升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空前高度，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他特别讲到了黄河四大文化即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突出了河洛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他用“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十分传神地表达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指出，要了解中华文化，要到河南，要到洛阳。悠悠河洛，天下之中；
山河形胜，煌煌文明。在时间轴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话把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积累概而言之，“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更道尽了朝代更迭的沧桑；
在空间轴上“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道出了河洛地区作为中原腹地的核心中的核心。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中生成的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环嵩山区域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夏、商、东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以东汉、北魏、唐之武周、北宋为内容，以洛学或宋学为高峰，以古都洛阳所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以“河洛郎”为特征，是海内外华人的民族血脉和精神纽带。河洛文化荟萃了黄河、嵩山文明积淀的精华，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最大贡献，在黄河文化中具有发源、中心、主体、根本的地位，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主体，具有显著的源头性、根脉性和族魂性特质。

过去我们对河南的定位一直是“老家河南”。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河南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河南时说，要“让中原更加出彩”;2019年调研河南时说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一个“奋勇争先”，一个“更加出彩”，一个“绚丽篇章”，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出彩河南”阶段。与之相应，随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是新时代洛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动员文化的力量，使“诗和远方”与洛阳的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从“老家河南”经过“中原崛起”再到“出彩河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炎黄文化、黄河文化的复兴都是绕不开的。

在洛阳，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理学寻源于此，道学肇始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经过30多年的研究，关于河洛文化的成果汗牛充栋，关于洛阳学、洛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河洛学”这个概念呢？从横向上来讲，西藏有“藏学”，安徽有“徽学”，湖南有“湘学”，都能自成体系，并代表各自的地域文化。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甘肃，即使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学术名称，但仍有一个贯穿古今的当代显学“敦煌学”。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我们都知道有河洛文化，却不知有河洛学，这是河南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社科界的一个遗憾。新时代，如何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看待河洛文化？如何提升河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打造“行走洛阳，读懂中国”大品牌体系?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把原来的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学科高度。一直以来，根植于河洛厚土，依托区域优势和人才优势，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在中原文化、河洛文化研究方面获得了诸多成果，为河洛文化的传承创新付出了诸多努力。新时代，作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河南人，大家需要进一步推动河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从“器”的层面、“术”的层面，而且能够从“道”的层面来认识河洛文化，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用学术话语为洛阳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服务，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思想上的“源头活水”。

河洛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是由于河洛文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把黄河文化的战略定位提升到“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空前高度。正是因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才使河洛学的构建成为可能。构建河洛学，对河洛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中原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河洛学的提出，是地域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地域文化研究中自成体系的学科构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科的建立，为河洛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借鉴。再次，河洛学的构建，是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河南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名城的发展和复兴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特别是郑州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洛阳、南阳作为副中心城市的提出，迫切需要河洛学的指导与支撑。

建设河洛学，要求我们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的方式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在话语体系中，相比较主流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学术话语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这就要求我们推动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转识成智”，不仅从继承知识的层面，而且从传承智慧的高度来看待河洛学。这就是说，对于河洛文化研究来说，只有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对待，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和嵩山文明，才能够具有全国大格局、全球大视野、时代新表达。

河洛学是对河洛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大体而言，河洛文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研究。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洛阳，都城史研究构成了河洛学研究的首要内容。二是考古学研究。河洛学视域下的考古学研究包括如下几个类别：都城遗址，关隘类遗址，宫殿遗址，史前文化遗址，古墓葬。三是地理学研究。河洛学以洛阳城为主要研究对象，洛阳城市变迁史构成了河洛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四是经济学研究。历史时期洛阳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洛阳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洛阳经济发展历程，成为河洛学研究的必要内容。在河南省双引擎战略的推动下，如何充分发挥洛阳发展新增长极的作用，撬动中原崛起，是河洛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河洛学研究的终极价值指向。此外还有社会学研究、思想文化研究等。

河洛学研究视域下的儒学研究，不仅包括对思想家的研究，思想观念的研究，尤其应将儒学与洛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

第一，要把河洛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轴、主干地位讲清楚。什么是主轴地位？如果从唐、宋之间断开，传统中国其实经历了一个由“东西轴”向“南北轴”的明显转型。河洛地区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作用，一是体现在《诗经·大雅》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二是体现在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黄河文明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形成期是炎黄阶段，发展期是夏商周时代，兴盛期是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在这个过程中，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是文明轴心区。以洛阳为中心，西边是长安，东边是开封，在东西轴里，洛阳是个主轴。这个主轴后来又变成了南北主轴，杭州、南京、北京，洛阳还是一个主轴。如何把这个文化主轴定位清晰，对于我们认识“天地之中”的枢纽定位十分关键。

第二，要把河洛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体系讲清楚。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河图洛书。河洛文化最早的标志是“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滥觞。古代传说中华龙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龙马，背负“河图”，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时代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受之而创立包含“五行”思想的“洪范九畴”[2]。可以说，由“河图”发展出阴阳八卦，由“洛书”发展出“五行”，都孕育产生于河洛地区。河图洛书具有自否定、反身性和人文性的特征，“生”是其本质特征。我们对河图洛书、八卦、六十四卦的演变说不清楚，对源于它的“九五之尊”“大丈夫能屈能伸”“女大十八变”却经常是日用而不觉。从河图洛书到八卦到六十四卦，清晰地揭示出文明曙光乍现、人类精神世界生成的文明图景。二是赫赫夏都。《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其实，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定都河洛,在文明时代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后世很多王朝都在这里定都。河洛地区最早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古代是从黄帝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期。中国古代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而正式进入文明社会的。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夏文化的形成是十分关键的，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就在这里。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3]147-148。二里头位于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就是文献中的“夏墟”所在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东征伐纣，“息偃戎师”，这个地方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具有“辐辏之势”，是中华文明形成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夏上承三皇五帝时代，下启商周至明清之初，连接着中华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是我国步入文明门槛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最早开启了从“公天下”到“家天下”历史演进过程。从禅让制到分封制，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都与黄河文明中的制度治理密切相关。二里头夏朝遗址，对于我们领悟和感知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十分重要。对夏文化的研究，将开启国家文明研究新局面。三是河洛文化。儒家文化、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首先创立或传播于河洛地区。特别是“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礼乐文化是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的制度规定[4]，是上层建筑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成分，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习俗。四是洛学。北宋时期，二程创立的“洛学”，被朱熹等人继承和发展，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对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哲学范畴进行了系统探索。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二程把“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洛学凝聚河洛文化之精华，是河洛文化的结晶和典型代表，并构成了河洛文化的核心内涵。五是洛阳学。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与政策指导[5]。洛阳学不仅涵盖洛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而且涉及洛阳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个融贯古今、展望未来、多学科交叉、整体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六是嵩山文明。河洛文化是在嵩山脚下、黄河之滨诞生的。五岳之中嵩山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位置，与河洛文化从凝聚到辐射的生成与传播过程是分不开的。从河图洛书到赫赫夏都、河洛文化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再到洛学、洛阳学、嵩山文明，我们要把这个脉络、体系梳理清楚。

第三，要把“河洛郎”“客家人”的概念讲清楚。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位置，又率先进入文明的门槛，是十三朝古都，是一个文明的辐射源。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影响力源泉在哪儿？“河洛郎”这个概念体现得很清楚。“河洛郎”为中原南迁后裔，是中国南方讲闽南语的群体，也是“台湾四大族群”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中原文化南迁，在与边陲文化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闽南文化。中原移民南迁入闽对于巩固和发展边陲作出了重要贡献，使中原和闽南建立起深厚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纽带，也赋予了闽南文化深刻的河洛印记。这种强烈的文化记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真实体现。“客家人”最大的特点是“客家非客”。由河洛地区传至中国南方地区的“客家文化”，使中国北方与南方融为一体。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河洛郎，河洛地区是他们心中难以忘怀的故土家园。河洛地区建立了最早的中国、建构了最早的国家模式，形成了最早的国家文明、中华文化，并经过数次民族大迁徙，以晕轮效应逐步扩散到四周。“河洛郎”“客家人”就是河洛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的魅力展现。这种心念故土、情系桑梓的浓厚深情，正是河洛文化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特性的显性表达。可以说，河洛文化对于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齐鲁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什么是中原学？对社科界来说，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
对高校来说，中原学是新文科；
对河南省来说，中原学是地方学。中原学实际上是五方之学。在时间轴上，一是研究炎黄学，二是研究殷商学，三是研究新宋学，四是研究冯友兰新理学；
在空间轴上，一是研究河洛学，二是研究新时代黄河学。河洛学和中原学是什么关系呢？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与中原学、新时代黄河学是局部与全部、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从区域范围和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是中原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是中原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我们坚信，在中原学的视野中，建设河洛学、打造河洛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也必将引领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光”时刻。省社科联十年磨一剑，推出了“中原学”这一学科群。如今已经进入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规划要求，“鼓励支持各级社科联、高校、科研机构根据自身特色，打造特色学术研究品牌”，要求“围绕具有基础优势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在炎黄学、河洛学、甲骨学、老庄学、儒学、黄河学、中原学等领域培养一批国内外知名学术大家、学术品牌。”在“兴文化”工程300个选题中，给了中原学相关学科十个重大课题资助。我们知道，中原学从时间上进行定位，包括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四个阶段，从空间上进行定位，包括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在古典形态上定位，包括炎黄学、殷学、新宋学、河洛学和新时代黄河学，是典型的五方之学。作为河洛学研究，这里面有三个问题是亟待分清的：一是要正确认识河洛文化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包括河洛地区、环嵩山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三个不同的空间流域，对于我们讲清楚“根在河洛”具有巨大的价值，从而能够为“客家非客”的“河洛郎”构筑精神家园、心灵故乡。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知道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内核、基因、灵魂和精神，是中华文明的“芯”和“魂”。在这里，唯有系统工程方能自立自强。如何用元宇宙技术打开“河图洛书”，是研究“我们从哪里来”的关键。三是要正确处理河图洛书与洛学、新宋学、洛阳学的关系，为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土壤。

河洛学和中原学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黄河学着眼的是流域，中原学着眼的是地域，那么河洛学既着眼于流域，又着眼于地域。河洛学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是中原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洛阳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历史的核心与缩影，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曾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中原历史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文明核心、政治核心、经济核心、思想文化核心而傲立于世。历史上，理学、心学、洛学、儒学、道学、佛学等诸多流派的产生、发展与演进皆与河洛之地有着深厚的渊源。各家并立，共生共存；
百家争鸣，自由辩论；
相互吸收，融合发展，洛阳记录和见证了各流派发展演变的历程与成就。

河洛学对中原学建设的贡献、对中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六个大的范畴。

第一是“中”。“中”在甲骨文里是一个旗帜插在高地上。河南古称豫州，地处九州之中，故曰中州。中州也叫中土、中原，先秦时期有时干脆就叫“中国”。《诗》赞郑国的子产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说：“为之中者归之也。”这个“中”从来都是“逐鹿”“鼎立”的要害所在。“尚中”观念从萌芽到成熟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至西周初年，其内涵已经十分清晰，其标志性的里程碑是周公营洛。“尚中”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深刻反映了中华先人对自己所处特定场域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记载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4个四言短句被称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十六字箴言”。由帝舜在命令大禹继承他的帝位时，这16个字作为对大禹的指导和告诫之言当面口授。大禹又由箕子传给周武王，实际上是由上古帝王一代代传下来的统治心法。“执中”是河洛文化为中华民族贡献的最大哲学智慧。“中”慢慢地成为中华民族“中和”“中庸”的一个价值取向。所以中华民族不偏激，不走极端。今天，“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中原崛起”。背景是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在中部六省里，哪个省能代表中原呢？只有河南能够代表中原，其他几个省都是局部地区属于中原，只有河南全部都在中原，而且处于核心部位。二是“枢纽”，连南贯北，承东启西。从中原到中部，到黄河，到中国，到中华，这是一个地理空间。从地域、区域、流域、国家、文化圈，是一个逐步辐射、放大、传播的过程。

第二是“新”。创新是河洛文化的密码。历史上的洛阳曾经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河洛大地，是文明的摇篮、理学的源头。其中，“通”和“变”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范畴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概念。今天，坚持固本求新、守正创新的实践，我们必须完善机制、人才和资金的支持。河洛文化中的诸多文化元素，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还是各种官方或民间的制度构建、传统习俗等，都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开创作用。这为我们今天“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等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第三是“兴”。“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起也，第二个意思是同也。河洛文化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什么呢？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纪》都曾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周亡。”意思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西周因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灭亡。伊水、洛水、泾水、渭水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的黄河必将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我们现在讲“黄河宁，天下平”。从新中国到新时代，我们的黄河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厘清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和同，阐明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关系，意义重大。

第四是“理”。二程创造的理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本源、大规则、大规律、大准则。“理”，就是价值观，就是价值体系。《左传》说：“德，国之基也。”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很多人认死“理”。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把“理”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体系看得很高。“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支撑了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五是“和”。和谐是河洛文化的主题词。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洛阳是和谐思想的发源地。和平和睦和谐是河洛文化的文化基因，也是其最大特质。

总之，通过河洛学到中原学到黄河学的内在演变过程，体现了从文化到文明的进化，体现了凝聚与辐射，体现了从地域、流域到区域、国家这一从中原到中国的历程，体现了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如何上升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打造河洛学，研究解读好河洛文化，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河洛学研究的新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河洛学的提出，对于解释人类文明的“多元一体”问题意义重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已经被尘封，湮没在历史中，只有源于河洛地区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始终显示着历久弥坚、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最大特征就是生生不息的“生”。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多元一体”，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多元一体。我们把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透了，对于解决人类文明的一元性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有助于河南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形象。在文明源流的探求上，我们有“满天星斗”说[6]。黄河文明在良渚文明中有体现，在三星堆文明中有体现，在黑龙江红山文化中也有体现。这些地方文化是否属于同一个篇章？它们之间有什么前后渊源？还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来认识，确立“一体多元”说，确立“重瓣花朵”说，确立主体主干说。我们不仅要“寻根探源”，更要“正本清源”、固本求源。无论是五大都城遗址、龙门石窟、丝绸之路的研究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第三，有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对仰韶文化、黄帝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深入，河洛学所要书写的，就是一部从黄河出发的黄河文明史。

第四，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重大价值。河洛学研究，是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层文化。站位新时代，研究好、解读好河洛文化，建设好、发展好河洛学，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重瓣花朵的“花心”，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灵魂栖息地。河洛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灵魂所系，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记忆，也是维系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最强大的精神纽带。在我们看来，北宋洛学正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河洛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包装和融合。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以河洛文化为主体脉络的华夏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正是因为河洛文化是一个开放创新的体系，它以礼乐为主体，融合三教，不断成熟；
从周公制礼作乐始创儒学到东汉经学再到二程洛学，从老子创立道家到道教的形成，从佛教首传中原到龙门石窟的开凿，它们的每一次自我更新莫不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从筮术到术数到辩证逻辑，最后以儒释道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系统。如果说道家是“想得开”，那么儒家是“拿得起”，释家则是“放得下”。三者或治世或治身或治心，形成了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自如的从容世界。二程洛学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进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特别是理学的“理得”和心学的“心安”，都让我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让中华民族找到了精神上的栖息地。

第五，有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现代化。河洛学的提出，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域。从周代的礼乐文化到后世的礼法文化，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到科举制，特别是二程的理学，都为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镜鉴。

我们坚信，在中原学的视野中，建设河洛学、打造河洛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也必将引领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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