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村富民,筑牢新时代鱼米之乡产业根基的思考与建议
时间：2023-01-18 20:0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迪
2022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鲜明提出“努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鱼米之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富成效的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促进共同富裕确立目标定位。“新时代鱼米之乡”首要点应是紧紧遵循“新时代”，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着眼点应是不断做强“鱼米”，即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持续抓好乡村振兴总要求，推动“产业兴旺”；
落脚点应是实现“强村富民”。
产业兴旺是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重要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推动产业兴旺，筑牢乡村振兴的根本，才能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创造物质条件，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奠定经济基础，才能切实做强“鱼米”。实现强村富民是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目的所在。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表现和途径是强村富民。只有实现了强村富民才能真正解决好我国当前最大的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农村发展不充分”，以及“农民致富不充分”，才能真正做大做强新时代鱼米之乡的面子和里子，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强村”与“富民”独轮驱动。“强村”与“富民”同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可割裂，二者都体现着正确的政绩观。“富民”更是调动村民参与产业振兴、维护宜居环境、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贡献力量的催化剂。但通过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推进“强村”与“富民”过程中存在独轮驱动的问题。一方面，抓住“强村”忽视“富民”。一些地方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造村庄、美化生态，本是民生工程，但缺少民意沟通，被视为“劳民伤财”。再有一些地方发展乡村产业，完全照搬城市工商业招商引资的模式，虽盘活了经营权，但忽略了农民作为长久不变的承包主体的切身利益，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的是“主导作用”而非“引领作用”，使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乡村本土，富了经营者、亏了承包者，造成很多矛盾。另一方面，抓住“富民”忽视“强村”。一些地方为保护农民承包经营利益，保留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实则是让土地束缚了农民，由于缺乏资本财力、农技素养、经营理念、创新能力，致使规模化经营难以形成，土地价值难以体现，经济效益难以提升，从而“富民”和“强村”的目标均难以实现。
二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出现的三种负面现象。产业兴旺是“强村”的硬条件，是“富民”的聚宝盆。一些地方在发展乡村产业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负面情形，主要有“放任发展”“放任不管”“无从发展”三种情况。首先，放任发展的现象。即放任乡村为自由市场，城不城、村不村，小作坊、群租房丛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苏州市2018年开始涵盖农村的331专项行动就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有效整治，取得了良好效果。其次，放任不管的现象。即忽视乡村产业的重要性。表现在维持小农经济，乡村经济停滞不前，村不强民不富；
在农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建设中，重视生活、生态的工程建设投入，忽视生产的配套投入，没有产业支撑，即使农村面貌有所改良，但产不旺民不富，乡村外强中干。再次，无从发展的现象。即一些地方没有找到乡村产业发展方向或没有尊重乡村产业发展的规律。比如完全照搬城市工商业模式来发展农村产业，遇到土地红线、建设指标、村民矛盾等瓶颈，以致产业发展受阻。
一是加大农村产业发展投入。协调好支持农村建设和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比重，适度地向后者倾斜。除完善水电气路通信等基本配套外，应特别对高效设施农牧渔业、农业信息科技、农文旅融合产业等配套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在遵循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乡村产业振兴解放思想，建立国土、农业、住建、乡镇（街道）等多部门的联席沟通机制，打破政策壁垒，为乡村产业招商引资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二是更加注重“农商融合”发展。三产融合是乡村经济新增长点、农民致富新渠道。调研发现，由于一二产业融合对土地资源、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农产品原料等都有诸多要求，特别像江浙沪等发达地区，农村建设用地高度紧缺，较难充分满足产业需求。相比较而言，“农商融合”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模式，形式多样、可操作性强，促进农村资源盘活，提高农业附加值。培育“农商融合”产业模式：一是应注重乡村的商业市场。传统眼光只视乡村为生产市场，但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乡村已逐渐成为不容小觑的消费市场，尤其江浙沪等发达地区的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已于唇齿之间，在地缘关系上乡村可视为城市居民休闲的后花园，在人口关系上以“城业村居”外来人口为主的消费群体已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乡村商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是农商融合既是“农业+商业”，更是“农村+商业”。“农村+商业”在于盘活村户农房、庭院、集体公共区域等农村资源，如：以村民自营或社会合作方式发展农家乐、乡村廉租房等，开展新型乡村集市、农展会、展销会等大型农商活动等。三是注重乡村基础建设兼顾商业化。并非在农村照搬城市商业体的建设模式，而是在村庄美化、村庄改造等项目的规划与建设中重视商业元素的导入和商业载体的培育。如建设公共区域的广告设备、庭院广告外墙，建设满足各类涉农活动需求的美丽庭院、美丽广场，建设乡村廉租房、乡村公寓智慧管家系统等。四是注重城市与乡村的统筹关系。一方面，涉农商业活动、商业功能从城市转移乡村，培育乡村消费市场，让城市服务乡村。另一方面，在城镇的招商引资中，关注农业加工型、农业配套型、农产品配送型、农牧渔装备类等企业的吸纳，适当降低税收、规模等门槛，为乡村产业发展构建周边产业链，让工商业反哺农业。五是注重疏堵结合，科学管理。一方面是堵，避免乡村成为无序、非法的工商业市场；
另一方面是疏，发展乡村商业可能会产生潜在的环境、消防、食安、治安等压力，但应积极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倒逼从业者因趋利性而维护健康的营商环境，切实防止一刀切等粗放式管理方式，做到放开市场、规范市场、监督市场，科学管理。
三是紧紧把牢新时代鱼米之乡的“富民”落脚点。推动产业兴旺、做大做强“鱼米”，应同时兼顾“强村”与“富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注重富民，重视产业对富民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和人居建设的积极性。一是应充分认识农民作为长久不变的承包主体的地位。既要盘活经营权，也不能亏了承包者，需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培育特色项目的后续产业链等渠道带动当地村民发展，应充分认识农民始终是乡村重要资源的“掌管者”。根据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意见，合作利用好农民宅基地等重要资源，对乡村产业拓展发展空间尤为重要。二是新型的“三农”不停留于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而是“特色产业+美丽乡村+农民商人”。应特别注重农民商人的培育。用农业束缚农民是小农经济，既不能形成规模农业经济，也不能让农民致富，需盘活经营权，让有实力的经营主体从事农业。培育农民商人是解决农民的出入问题，让农民逐步退农入商。政府、村组织一方面要鼓励农民通过自营方式参与乡村商业，培育“农民老板”；
另一方面要为农民与社会工商资本搭建桥梁，鼓励农民利用宅基地、农房、庭院等自有资源参与乡村商业合作，培育“农民股东”。三是富民不仅是“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应同时注重引领乡风文明和维护风土人情。做到尊重民意，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宣教职能、村民代表大会的议事机制、村民党员的带头作用。做到规范民为，宣传教育与法令禁止相结合，不放任乡村为自由市场，尊重乡村自然肌理，规范、监督和引导村民致富和社会自治。做到凝聚民心，激活和加强村规民约自治制度建设，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多多发掘和宣传典型事迹、人物楷模，形成既有自上而下的法理宣教和道德引领，也有自下而上的伦常自知和榜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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