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苏论战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时间：2021-07-11 16:03: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苏论战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影响。从“以苏为戒”到“对着干”的思维态势和实践使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路线和方式发生调整，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关键词：中苏论战；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4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5-0074-05
始发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中苏论战，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十年之久。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又是一场“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对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56年12月起连续发出一系列通知和指示，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在高校和中级以上的党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社会主义教育成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中共八大关于围绕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党在中苏论战影响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严重偏差。
中苏论战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双方分歧源于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者，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又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缔造者和代表人物，人们长期以来把他看成社会主义的化身。同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相对应，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如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紧密联系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并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等实践中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常常被当作标准的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大开始对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实际上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阴暗面和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公开承认，既“揭开盖子”又“捅了娄子”，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一方面，原来“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结论是“以苏为戒”。中共八大决议和毛泽东在此前后所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就是“以苏为戒”的理论结晶，核心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担忧这样一来可能会“使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引起人们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将不仅会对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打击，更是一场灾难”。这样，“以苏为戒”就转变为主要以苏共二十大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戒，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制定“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用“政治挂帅”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服从和服务于“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开始是规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即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宣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大跃进，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前景，以“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无数大增产的实例，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批特批“条件论”、“习惯论”和“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等。应该说，这种社会主义教育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在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暂时有一些作用，但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不仅助长了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泛滥，而且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斯大林曾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断言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后，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复杂，社会主义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越加凶恶，而且“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所以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苏共二十二大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估计，在“非斯大林化”中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论断，继“三和”之后又提出“两全”的理论观点，并公开宣称他们已经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全面走向修正主义的里程碑，是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公开背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苏联共产党“正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以苏为戒”就变成“对着干”的思维态势和实践，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从“保护斯大林”转为全盘肯定“斯大林主义”，逐渐陷入维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误区：“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教育也就由“政治挂帅”变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P306)，并应用论战中总结出来的关于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经验教训来反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同意见，把纠正“三面红旗”的失误当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断言和平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中国也会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已有1／3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工厂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形式。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