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春秋忆李庄
时间：2021-07-11 12:02: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60年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办不久，中央局组织部把我分配到这个报社工作。报社的同志们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部和通讯采访部的骨干，大都比我们大三五岁，我们自然把他们当作老大哥老大姐。其中就有李庄同志。
初识李庄
我对李庄同志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头一件事情，是由他和安岗同志“过于积极”地“组织”和发表的一条新闻引起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平时每天只出对开两版，第一版是时事版，第二版是地方版。那年8月初，第二版头条地位登出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翟士贤献田。翟家就在报社驻地附近，是当地三大地主之一。翟士贤本人则是30年代初上中学的时候就入党的一位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奋不顾身做出不少贡献，当时是北方大学教员。按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刚展开。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说服开明地主主动地把土地所有权献给无地缺地的农民，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太行区党委、武安县委都号召“向翟士贤同志学习”。这条新闻是通讯采访部负责人安岗、李庄为了宣传根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抓典型，安排记者采写的。到了后来，土地改革运动越来越过火，献田被定为阻碍群众斗争的“方向性错误”。翟士贤在北方大学遭到批斗，为此坎坷一生。安岗、李庄则在报上公开作了“检讨”，上纲说自己“由于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
当时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想不通的，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过火的做法也是心怀疑惧的。但也只能告诫自己，有这种情绪是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于这两位老大哥在报上作公开检讨，我心里有说不清也说不出的难受。实际上并不认为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同时又提醒自己，作为刚到解放区不久的知识分子，更要注意“锻炼自己的立场”。
后来渐渐知道，李庄特别克己忍让，成了报社里大家认为“最善于做检讨”的人。在报社通讯采访部（同时也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安岗是第一把手，李庄是第二把手。主要是安岗出主意的事情，受到了上级批评，也多是由李庄执笔写检讨，共同负责。在工作中，他常常采取低调的求实的态度，写起检讨来，则严于责己，调子很高，力求“深刻”，也就容易过头，而过头也往往容易“过关”。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作检讨是“诚恳的，并无任何为难之处。但以戴帽子的方法代替具体分析，这种检讨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实不足取。”——其实，当时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有的“检讨”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所谓“诚恳”，“无为难之处”，不过是在某种大气候之下的一种自欺，是对无奈的一种不自觉的掩饰。在内心深处，还是无可奈何。而自己在经历过“整风”的“锻炼”之后，作为“驯服工具”，这种表层的“诚恳”几乎已经成为第二本能。特别是对于他这个献身于革命而又信奉中庸之道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人民日报社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抗战开始不久就在太行山山沟里活动，环境闭塞，生活艰苦，在反“扫荡”时期更是艰险备尝，从20岁左右奋斗到30岁上下，日想夜盼，盼到了抗战胜利。刚刚“一肩行李下太行”，在中等城市邯郸创办了《人民日报》，刚一个多月就又得离开城市，向后转，再到农村，再上山。我们到报社的时候，在武安南文章村，不久再西迁，到河西村，又是山区了。可是，大家都认为，拳头缩回去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相信再坚持几年，就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几年？至多再来个“八年抗战”吧！不可能再有反“扫荡”那样的日子了，总比那个八年要好过得多。一迁再迁，依然人人斗志昂扬。
报社的知识分子们，原先毕竟大都来自城市，离开城市久了，未免想念城市生活。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胜利以后要去办报的地方设想为北平，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工作之余闲谈起来，不时来个“精神会餐”。并不只是念叨什么著名的餐馆美味，更有兴味的是种种文化生活，特别是议论到了城市里怎样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大家摇笔杆子手腕已经很累了，还要到池塘边洗衣服，感到有些沉重。李庄开玩笑说：捉住了蒋介石，叫他给我们洗衣裳。大家哈哈大笑一通，也就把疲劳驱散了。
谁也没有想到，战局时局变化得这样快，1947年秋天，解放军就开始战略大反攻，冬天，华北全境除了少数城市以外，都解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大片。中央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5月，华北局决定，《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局的机关报，仍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31日下午，我们作为头一批进城的文职人员，从西郊乘三辆大卡车，进西直门到了北平城内。8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
仗义为“大老虎”开脱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秘书长王友唐被当作“大老虎”，隔离审查，并没有任何犯罪证据。只是由于他负责管理行政工作，经手财物较多，就被认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他从抗战开始就参加革命，一直在太行山一些文化单位担任这种繁杂的工作，一向任劳任怨，清清白白，富于开拓精神，为文化工作创造物质条件，为同志们谋福利，为一起共事的同志们所称赞。李庄当时担任报社管这次运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的编辑部分会主任，他凭着自己对老王的深切了解，坚决不同意把老王“关禁闭”。他一再向邓拓同志正式提出这样的意见，认为这样对待老王是违法的，要求老邓干预此事，予以纠正；并且郑重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党籍保证，老王不会贪污。可是，由于其中有山头情绪在隐隐地起作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报合并的时候在人事安排上处理不周，原晋察冀的一些同志一直有气），有些人抓住一个在运动压力下假坦白的人交代的材料，加罪于老王，说得很邪乎，“涉案”数字很大，真实性很可疑，按常理本来应该先把那人查清楚之后再追究别人。可是，在“运动”的高压氛围中，老邓也无可奈何。不但老王被继续隔离审查，连李庄的“节约检查”分会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了。李庄无奈地说：老王出来以后，我先和他下一盘棋（表示慰问）。王友唐是我的同乡，老家两个村子距离只有几里地。他的兄弟王经川早年参加革命，是我敬仰的一位作家（笔名魏伯），我走上革命道路也受到他作品和为人的影响。我1946年到人民日报社以后，王友唐一直关心我。“三反”期间，我自然对他很同情，根本不相信什么“大老虎”的说法。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看到他满脸微笑，从容自若，就更加放心。李庄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我也更加敬佩。几十个人内查外调几个月，连老王的老家以至妻子的老家都查遍了，假坦白的人的说辞也彻底推翻了，事实证明，王友唐的确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李庄自然也很高兴。
《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以后不久，李庄就改任总编辑室主任。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和版面编辑工作负责人，同他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自然常受教益。1952年整党以后，编委会政治秘书一职取消了。我要求到农村组（后来改称农村工作部）工作，得到邓拓同志批准。李庄担任总编辑室主任期间对农村工作特别关心，而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正在这时候开始发展，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他就经常同我一起磋商了，对我常有亲切的帮助。
“合作化”宣传的遗憾
建国之前，最高领导人就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建国后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前途教育，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文章，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总是高调渲染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1952年夏，国家农业部出面，组织全国各地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和农林工作者到苏联参观学习了三个月，主要是看一些拔尖的集体农庄。他们回国以后，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中央领导人指示，要人民日报社派记者采访他们，集中报道，以此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