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场激烈交锋
时间：2021-07-06 12:02: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22年1月，一百一十多人从中、朝、日等远东国家秘密前往苏俄，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此前受命组团的中共广泛联络各界人士所组成的37人的中国代表团规模堪称庞大，格外醒目。更加引人入胜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代表们在大会上的表现所作的评述——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在会上“以突出的姿态，”反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批评，他“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这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大会 ，“精彩”所指的内容是指什么，迄今鲜为人知。本文所要讲述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内情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与共产国际围绕大会主题展开的一场激烈交锋。
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意欲驱逐帝国主义，实现远东“一片红”
大会召开与苏日、苏美外交有直接关系。1919年巴黎和会上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解决的是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分配，会上的荒唐逻辑使日本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攫取了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利，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在远东的咄咄逼人，同样危及苏俄，1918—1922年间苏俄内战时期，日本势力盘踞远东，外国商品在这里大行其道，日本资本占绝对优势，它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签订的《俄日渔业协议》中源源不绝获取利益。《协议》本应于1919年9月到期，但西伯利亚反苏的高尔察克“政府”又同意延期，使日本“依法”继续“自治”捕鱼。苏俄感到芒剌在背，急欲除之。
1921年7月由美国总统哈定发起邀请太平洋沿岸国家到华盛顿开会，是谓华盛顿会议，讨论列强在海上的利益分配和军力配置，故又有海军会议或太平洋会议的俗称。苏俄没有受到邀请。由于美国等列强不仅支持俄国白卫军和捷克军团在远东进行反苏活动，还想把后者势力排挤出太平洋，苏俄被激怒，不仅要报日俄战争那一箭之仇，而且不能坐视自己被排除在太平洋沿岸大国之外。共产国际配合苏俄外交，在1921年8月决定召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最初曾将日期定在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的日子，以与之唱对台戏，地点是在貌似赤化色彩不浓厚的远东共和国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后会议升格，移至莫斯科、彼得格勒。共产国际的宗旨是率领和发动远东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无产阶级进行苏维埃革命，为了国际共产党的事业向帝国主义“开火”，把它赶出这个地区，“实现远东一片红”。
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代表们携手赴会“取经”
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时，参加中共一大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正在中国，他们参与组织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张太雷奉派到日本组团参会。陈独秀委托张国焘组建中国代表团。周佛海等一度也为此奔走。中共广泛联络各界人士，组成了多达37人的庞大代表团，它的广泛代表性是值得予以特别介绍的。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张国焘为书记，陈独秀为他开具了委任状。张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推荐了贺衷寒，山东王尽美、邓又（恩）铭也是代表。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少年中国学会派遣了高君宇前往，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的杨钟健为他开具了委任状。北京、上海、山西等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都选派了代表，唐山推举的是邓培、梁鹏万。广东机器工会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是代表，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代表黄璧魂是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携带着孙中山等人的和上海太平洋与中国社开具的两个委任状。邵力子派遣的是上海民国日报记者朱枕薪。
中共刚刚成立，与共产国际接触不多，还没有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在选派代表时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包容性，代表团成员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这一举动记载的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社会团体愿意携手合作。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道路的使命感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代表们冒着风险做长途旅行，因要经过有日本势力盘踞的中东铁路，为了保密，他们把丝质委任状缝在衣服里。许多人的委任状、介绍信和自己填写的表格都有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内容，他们要去“取经”。杨钟健为高君宇开的委任状对考察目的阐述最为清晰：“依据科学的安置及指导”改造中国，在一个“颓败的旧社会里另建安适的秩序的运动”。
张秋白随身携带着孙中山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这是孙对契切林1921年6月14日来信的复函，写于8月28日。张秋白到苏俄后于11月6日交到了契切林手中。孙中山信中承认当初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其后果相当严重，犹如在俄国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朗格尔等取代列宁执政。孙表示要与契切林和莫斯科友人建立联系，目的是了解新俄的“苏维埃组织，军队和国民教育的组织情况”。对于“苏维埃组织”，孙中山注重的是这个政权的表层，而不是其实质——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表层便是孙中山追求的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孙信中对“苏维埃教育的组织形式”有十分明确表述：让“中华民国的基本思想深深札根于明天的劳动者——青年一代的心田里”。这个“基本思想”便是他的三民主义。至于信中所说苏俄红军组织状况，则指他想以之为楷模建立的由他指挥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军。
共产国际要求远东各国立即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
上信内容可以理解为孙中山给张秋白的“指令”。在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长萨法罗夫和该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先后以《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和《华盛顿会议的总结》为题做了报告。其基调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和决议精神，即在民族革命运动初期可以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及其领导的民族运动。报告要求远东各国立即仿效十月革命，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苏式共产主义。
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紧锣密鼓呼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代表的发言无意间使大会急剧降调。先是张国焘引用欧洲一句谚语：革命是“人类创造的最高级最和谐的音乐”来大谈和谐，说要在这里“制定这样一种坚定而和谐的行动纲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张国焘的详尽报告，是中共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最早的珍贵史料。这份报告从井田制入手介绍中国农村情况和外国侵略如何挤压中国民族工商业，突出的是反帝民族斗争。讲到农民组织，他说的是农村的宗法制度，农民为抵御匪患而组织的民团，为互助而建立粥棚式的“公共粮仓”，只字未提组织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等事。至于工人运动，张国焘的报告更没有激烈斗争的意味，介绍的仅仅是中共创办了几份刊物，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致力于组织和教育刚刚开始建立工会的广大工人。少年中国学会高君宇，遵循其携带的委任状上所述做“安适的秩序”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本意，他在发言中传达的是农民离组织良善还有相当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