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的中国回应；认识、立场及其他
时间：2021-07-05 12:03: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前言
政治学家是否应该把中国看成是政治理论的例外?这是社会科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熟悉的问题，人们的答案往往必须回到两个地方去找，一个是学者本人接受的方法论为何，另一个是学者本人的生活情感为何。大凡以方法论为出发点的学者，具有科学的倾向；而从生活情感中出发的学者，常怀同情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想法。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他们的回答有一些隐含的预设，最明显的就是关于中国和政治理论的客观存在，即不仅人们对于中国的客观存在似乎没有什么争议；而且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东西可称为政治理论虽然未必知道，却也没有质疑这个东西的存在。
本文认为，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当然存在的这种预设，隐含了一种政治主张，而且这种政治主张有欧美中心的倾向。我们将要讨论，对这种主张产生演变与挑战的全球化与批判学派，各自对欧美中心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挑战与演变中，也吸收并修正了若干立场；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如何反映出欧美中心主义的影响，如何透露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倾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这些讨论显示，重新理解中国的国家意义，是政治学未来的关键工作。
二、国家与全球华
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都和国家有关。像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基础划分研究对象；政治理论则是讨论国家之内的秩序。这种将国家的存在当成研究前提的做法，使得以国家名义来分配资源的人，就能拥有较大的权力。过去人们常认为，政治学是研究权力的学问；看来应该说，政治学是在对某种特定权力认可的基础上，分析权力的行使。换言之，当代政治学不是权力这个概念以外的研究活动，政治学本身就有决定权力为何的作用。认为政治学只是在研究权力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巩固一种国家的概念，故绝对不是一个中立的学者，他们即使对于谁来入主国家没有好恶，或反对国家的功能扩张，但仍把国家作为权力的一个基础与界限来加以接受。
经由历史的实践，国家已是一个意义丰富而非空泛的论述，对这个意义的发展倘若不加以追踪，会产生至少两个效果：第一，不知道当代政治学是在巩固一种特定的制度；第二，不知道政治学忽视了国家的不可定义性。这两个效果看似矛盾，第一个效果把有的说成没有的，即把国家这个历史实践的产物，当成是跨越时代的一个非历史现象；第二个效果是把没有的说成是有的，即把不同历史脉络里迥异的国家意义，看成是具有同样行为理性的模拟。其实，这两个效果的根源相同，即把政治学的国家前提，当做与历史无关的普遍性概念。对于不是从欧洲历史当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国家而言，这种政治学的反历史主义构成很大的压力，让人们看不清楚自己国家所蕴藏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有意识地推销一种国家概念，而是政治学目前所习惯检视的国家行为，往往预设了强烈的价值。比如将国家的功能区分成行政、立法、司法，或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视为对立的，或将国家间的交往当做是它们相对权力关系的反映。当有的国家没有三权的功能区分，或国家与社会关系共生重叠，或追求与权力不相称的外交目标时，最简单的出路是，先分析出它们在典型国家概念下的应然状态，从而说明了当事人主观上所没有认识到、但在客观上却迟早得遵循的政治规范。故政治学具备了启蒙的作用，在与分析对象交往的过程中，引导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一旦这个过程顺利完成，分析工作就更容易。
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主张，以间接的、不自觉的政治学教育，强而有力地推销一种国家概念。俟政治观察家回视故里，理所当然要关心政府有没有遵照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来界定国家利益?有没有在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过度干预、不当勾结、软弱无能?有没有做好公民教育，让人们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效忠国家?有没有根据政治过程中的功能做专业分工?有没有容纳国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捍卫主权疆域、规范国内的秩序?这些没有明显政治主张的分析课题，即使理论角度各领风骚，却都要求国家的存在不能动摇，否则政治学的议题上就失去了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是为什么所谓跨国的全球化潮流可能对政治学带来莫大的挑战。
但关于全球化潮流对政治学的影响也不应高估，目前政治学界处理全球化潮流的方式，反而让人对全球化这个概念起疑。比如，有人指全球化潮流是乱流，尽管是和国家体制并存的现象；又有人认为国家以外的行为者，仍需透过国家来完成利益的追求；还有人相信，国家以外的行为者的行为逻辑和国家雷同；更有人将国家以外的跨国现象，以社会的一部分理解之。凡此皆等于在概念上完整地保全了国家。这些处理方式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政治学家太顽固，不能顺应潮流抛弃国家这样的研究前提；另一是所谓的全球化潮流，其实有利于国家的概念，故政治学家不急于处理。因此在全球化潮流已经为人们接受的情况下，到底如何定义全球化人们还不清楚，这有一点像前述国家概念的情况。
众所周知，当代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一直获得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各政府部门大量挹注。南越亡国后出现的第一个流行的跨国概念，即太平洋盆地，就是这类研究资金的操作成果，藉由比较对象的重新定义，来处理政治变局带来的震撼。在苏联与东欧发生非共化、中国大陆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政治的意义相对失落，为冷战服务的政治发展研究也不再受到支持，代之而起的是被相中的理性抉择模式与新制度主义，前者凸显了普遍性的行为模型，后者则协助比较政治学过渡，具体地研究各国特殊的交易障碍。研究经费的转向，使得以全球化潮流为前提的这两种研究角度，事实上是在主张全球化。提供这些研究经费的人，在所谓非理性国家遭到终结之后，对于典型国家的存在已不再担心，这样看来，全球化实为前共产党统治地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回归正常的催化剂。
故从研究经费的移动来看，顽固的并不是政治学家，而是以世上最大单位即国家名义在行使资源配置的某些人。他们主张全球化不但不是要推翻国家的概念，反而还因为课以国家保护主权、人权、种族权和反恐怖主义的义务，而因此对之深信不疑。唯事实上，全球化只在极少比例的人身上发生，像媒体津津乐道的国际网络，并非真的已经普及全球；全球有大约90％以上的人，根本没有接触过电脑。而这极少比例的全球人当中，又有极大比例出自欧美国家。全球化因而尚未改变彼等所熟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的作用是改变了前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意义。这种单向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无论如何包装，都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且与国家这样的政治主张并不抵触。故以国家为前提的政治学家不用紧张，倒是他们会担心自己母国政府对全球化不够热衷。
最有趣的转变，是美国自己也开始成为一个区域，可供与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由于比较政治中的冷战对手已经不存在，将美国作为一个比较对象的意义，就不是要表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反而是其间的共通性。这个共通性的基础在于，参与全球化的人的主体性、流动性、平等性不因国籍而有差异。这个关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有共通性的假设，又进一步为全球化的说法提供了正当性。假如国家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已经因为欧美跨国交流频繁而趋于模糊，非欧美国家则会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或为了要抗拒之，而成为好奇的对象，但仍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在被观察。全球化成了欧美国家启蒙落后国家最时髦的途径，故以国家和全球化为前提的政治学，是国家和全球化概念的内在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