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
时间：2021-07-02 20:02: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引导世界新变革的战略举措，其实施将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以中国为网络枢纽引发的全球地缘板块“共振”，尽管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战略，但是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战略属性。地缘政治作为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可用来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驱动因素，为维护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提供思路和理论借鉴。为此，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动机、环境、效应、风险、策略等方面客观地论述不同学者和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以及“一带一路”客观上所形成地缘关系的变化。针对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应进一步探索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引发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深化“一带一路”地缘环境分析；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地缘战略效应和风险，加强地缘政治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以此提高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决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2015年3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重要文件。截至2016年8月，有30多个沿线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1]。“一带一路”是统筹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顶层战略，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合作网络的倡议，从本质上来说，“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战略[2]，其与传统的国家地缘战略中所关注的国家自我利益扩张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思维，而是探索对接发展和全球供应等国际合作新途径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然而，“一带一路”建設得到了众多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和参与，客观上引起了世界新的经济格局变化，毫无疑问也涉及沿线参与各国之间的利益协调，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因而“一带一路”也必然是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过程[3]。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强。冷战后，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缘政治现象，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整体实力尤其是物质性实力的上升，也将引起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与传统驱动地缘政治变化的因素不同，“一带一路”的显著特点在于中国驱动性，而非美国驱动性；是世界影响性而非地区影响性。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主导性的地缘政治影响因素，但“一带一路”建设所引起的地缘政治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以中国为网络枢纽引发全球地缘板块联动“共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的地缘政治现象。受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念影响，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或者利用权力达到安全的目的一直是主流的地缘政治观，“对抗性”思维成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与地缘战略所讨论的自我利益扩张是完全不同的思维，也不是中国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新征程，将“一带一路”误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的歪曲，将有损于其倡导的对接及合作理念，不利于其顺利建设[4]。事实上，尽管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但是沿线各国以及区外大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和行动者，难免带有地缘政治的利益博弈和对全球新政治秩序的预判。因此，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政治战略属性。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利益博弈、权力抗争、财富争夺向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转变。过分强调和有意消除“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属性都不能客观地审视“一带一路”所引发的全球性的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此，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客观论述不同学者和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以及“一带一路”客观上所形成地缘关系的变化。
2 主要研究议题及主要观点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如何界定“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属性；其二，如何阐述“一带一路”引发的地缘政治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其三，如何建设“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讲，这三个方面的地理学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在此框架下，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论问题、地缘政治动机、地缘政治环境、地缘政治效应、地缘政治风险和实施的策略与思路等六个方面。
2.1 地缘政治理论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其理论基础必然是综合性、跨学科的。国外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基本理论大多数仍然延续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较多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等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让中国的经济力量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5]，尤其是中国快速推进建设铁路网络，能够帮助中国快速到达“心脏地带”[6]，将自身的经济与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建立联系，重塑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基础，帮助中国寻求欧亚大陆霸权[7]。显然，这种鼓吹扩张、对抗和争夺的传统地缘政治学在解释现实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时，存在明显的缺陷[8]，也不符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诉求。
国内学者已经尝试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框架阐释“一带一路”引起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比如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定位论[9]、共同现代化理论[10]、包容性全球化理论[11]、领导型国家[12]、痛点经济学[13]等。王缉思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应该“东稳西进”[9]。刘江永提出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之间、陆地国家之间，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和平合作，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结伴不结盟的网络化利益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14]。于会录等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引入地缘政治领域，尝试以地缘战略的外部性为切入点，提出了地缘战略外部性概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会产生外部性，且外部性随国家的规模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大而变大；通过负外部性最小化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负外部性最小化应该成为地缘战略优化的目标，并以此分析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机制[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