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先秦典籍中的外交文化策略
时间：2021-07-02 16:03: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更是外交实践高度发展的年代。本文从春秋战国的典籍入手挖掘其所蕴涵的外交思想，并从“纵横之策”、“质子外交”、“经济外交”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春秋战国 纵横之策 质子外交 经济外交
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时代，这其中包括了丰富的外交文化，本文就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先秦外交文化策略进行概述。
一、纵横之策
千百年来，《鬼谷子》和《战国策》[1]这两部反映纵横家思想的代表作深受人们的喜爱并广泛传播，对历代政治家和外交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纵横家的祖师鬼谷子，他的主要策略是合纵、连横。《鬼谷子》一书提出的纵横谋略与游说之说是对中国古代外交学与世界外交学的一大贡献，书中不仅包含外交思想、外交经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外交方法，反映其纵横之策和游说之术最为典型的是在《鬼谷子·飞钳》中的所述：“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钳和之，以意宜之，此飞钳之缀也。”就是说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就要揣摩对方的智慧和才能，度量对方的实力，估计对方的势力，然后以此与对方周旋进而争取以“飞钳”之术达成议和，以友善的态度建立邦交，这就是“飞钳”的妙用。
实行飞钳之术，既要“因其所好”，又要“钳而制之”，就是要诱导对方说话而又要加以控制。苏秦，张仪都师从鬼谷子门下，鬼谷子的谋略思想对他们二人影响很大，因此二人都是运用“飞钳”的高手，七国君主，几乎无一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同时苏秦和张仪对鬼谷子的思想在继承的同时，更发展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就是苏秦的合纵思想与张仪的连横思想。他们都认为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外交谋略是极其重要的，有时它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在先秦诸多典藉中都有反映。
苏秦合纵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促使六国联合起来，在游说齐闵王时就体现得非常充分，苏秦不主张先发制人，同时苏秦提出了在多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强大的回家，也应当尽量避免于冲突的中心，即使冲突不可避免，也不要先发动战争。同时在邻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应保持足够的冷静，要与形势相同的国家结盟。我们了解最多的是苏秦的合纵思想，孰不知苏秦也曾向秦国提出过连横的建议，但秦惠王拒未采纳他的意见，后来他才主张各国联和反秦的合纵战略。苏秦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实践，而且直接把一个国家的安危与外交联系在一起，认为外交是关系一国根本利益的大事，绝不可忽视。苏秦以合纵战略作为其外交主张的核心，这一战略是要以外交的手段联合数个力量相对弱的国家，以外交联合的方法来改变实力对比，保存各国实力，在《战国策·卷三·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有记载：“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张仪是连横战略的提出者和实践者，他提出了要想连横必须具备综合国力的思想，张仪正是从政府的效能、国民土气、军事实力等诸方面将秦与各国进行比较，突显综合国力的重要性，是连横战略合理性的基础，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就不怕别国施行合纵战略。因为国家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是进行连横战略的基础。同时张仪认为，一个大国要想有大的作为，就必须重视外交，外交策略的正确与否，可以决定一国是抓住时机还是错过时机。张仪认为秦国当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却没有能够称霸，主要在于秦国没有一个好的外交谋略。张仪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破除对付秦国的合纵战略，他提出要利用矛盾，使用离间的办法，破坏各国的联盟，积极大胆地开展破除合纵的外交活动。采用一切手段，以达到外交目的，这在《战国策》中都有体现，如《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张仪为秦连横说楚怀王》。
苏秦，张仪各自的合纵、连横战略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均势政策，二者也是中国古代的均势大师。在战国时期，整个局势是一超多强的格局。苏秦的合纵思想就是要联合六国以与秦国抗衡，建立起一种力量平衡，以此来求得六国的安全，而张仪则要以连横的战略力求打破这种均势，使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4]（P29）他们结盟与反结盟的措施实际上是要建立均衡与打破均衡，因此说他们是均势策略大师，是纵横之策的理论创立者之一，也是纵横之策的实践者。
二、质子外交
《说文解字》云：“质，以物相赘。”又云：“赘，以物质钱，以敖欠，赘省，犹放欠当复取云也。”从许慎的解释中可知，“质”最早是指交换过程中物品的抵押行为，但到西周初年出现了以人为质的情况。以人为质，一方面更能表示诚心诚意，另一方面也更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在此基础上，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春秋时期形成了专门以人为质来解决双边关系的“质子外交”。
关于质子制度的记载，最早发生在公元前720年，《左传·隐公三年》所记“周郑交质”之事，此后在解决诸侯国间关系的过程中，质子制度便应运而生，质子外交频繁地开展，并兴盛于战国时期。
交质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在信义的价值体系还未完全崩溃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诸侯国间的关系，无论是互求放心、罢兵议和、乞援求救，抑或是要胁勒索，都能兵不血刃而达到一定目的，从而避免了血流成河的杀戮与破坏，从这一角度来看，质子制度应是当时最值得称颂的解决相互间问题的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鲁宣公十六年，宋楚通过交质，楚除围宋之兵；十八年，齐向晋送了质子，晋才撤伐齐之兵；鲁成公十五年，郑伯让太子到楚国做了质子，楚国才出兵替郑国抵御卫国的进攻；公元前328年，秦将公子繇作为质子送到魏，从而得到了魏国上郡十五县包括少梁在内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15年，韩将太子苍送到秦做质子，才平息了秦对韩的进攻等等，都是历史明证。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巨变、“诸候力征”的时期，各诸侯都以“耕战”为立国的基础，以实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凭据，虽然他们也曾受过前代“讲信修睦”之风的影响，但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首先顾及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质子制度逐渐变成各诸侯权衡利弊的一个筹码，成为诸侯们尔虞我诈的一种方法，质子制度所带有的和平色彩也就成了虚伪的外衣。
当“忠信”与各诸侯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忠信”便被抛弃，使得质子制度失去它所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两国虽有质子却不受其约束，此即当时所谓的“抱空质”或“抱虚质”。诸侯国为了土地等利益，绝对不会信守道义上的诺言，交质活动成了麻痹对手的一个策略，所谓的信誓也就无从谈起，质子制度完全成为诸侯国谋利的工具。既然抱空质可以成为事实，并可以利用谋取利益，那么，质子在所质国的境遇就不容乐观了。本来，质子在国内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们多为太子、公子或重臣，一旦出质到他国，便住住成为诸侯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粒棋子，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和平时期，为了拉拢、稳住对方，也会给质子较好的待遇，甚至可以把王室子女嫁给他们，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过是诸侯王通过控制质子而控制出质国，视质子为奇货可居的手段罢了，质子的一切生活都不能与在自己国内时相提并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了圉之事：“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一个“辱”字，道出了做质子的子圉的无尽悲哀。而《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从秦国逃亡的理由时亦说：“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两诸侯国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兵戎相见时，质子的生命就更难得到保障，如《战国策·卷三十一》载，“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张丑只得逃亡。质子们完全成了诸侯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质子制度所起到的解决国家关系的功用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