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喉舌
时间：2021-07-02 04:0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权小责大，发言人普遍抱着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的原则。外国记者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开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话。其实，想想口径稿的层层审批过程，也就不难理解外交部发言人们为何经常答非所问了。
发言人制度作为舶来品，由外交部引入中国，走的是由外及内的路线。虽然早在1980年代其他中央部委也模仿外交部设置了发言人，但真正上场的机会远不如外交部多。直到2003年非典肆虐，汲取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骗公众丢官的教训，许多政府部门才相继建立起了发言人制度。中国的发言人多半还显得稚嫩青涩，但已经成为政府须臾不可少的形象化妆师。
在中央各部门中，外交部发言人由于其业务内容广泛而最为外界熟知，也最能当得起“国家喉舌”的名号，而从对记者最早的限制多多到今天的为记者服务，从发言人的小众明星到大众偶像定位，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变迁正是中国愈加开放自信的写照。
制度的草创和确立
中国的发言人制度草创于1982年的外交部，其契机是受苏联人谈话的刺激。当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攻击中国之余又流露出改善关系的意向。当时苏联因阿富汗战争被国际社会孤立，战事也不顺利，中央判断苏联即将战略调整，缓和中苏关系是其中一步，勃氏讲话可以看作投石问路。以当时中苏关系的冰冻状态，老一套应对显然行不通。邓小平指示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对勃氏讲话做出回应，早已有心建立发言人制度的钱索性借此机会建立发言人制度。
26日，钱在外交部门厅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钱担任发言人，翻译是李肇星。这次处女秀前后只有三句话，简短之外还显得相当草草：既无专门场地，双方都是站立，还处于试点阶段。这是钱第一次做发言人，也是最后一次。直到1983年3月1日，从西德调回的老外交官齐怀远宣布自即日起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该制度才正式确立。
最初，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每周一次，没有答记者问的环节。1983年9月，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接受提问；1986年起增至每月两次答问；1988年后改为每次发布会都可以提问。自1995年起，发布会改为一周两次，也就是通行至今的周二、周四例行会制度。随着发布会时间增多，对提问次数的限制也逐步取消，往往持续到记者不再提问方才散会。
发言人隶属外交部新闻司，定额3人，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3位发言人理论上平等，当然在某些时候对司长会有所倾斜。就级别而言，属于外交部的中层干部，多在驻外使领馆参赞一级的外交官中选拔。一般来说。驻美、欧、联合国等重要国家或组织的外交官中标的几率更大。而发言人的更换周期大致和驻外外交官的轮替周期相同，约3至4年，卸任后一般重新派驻海外担任大使。
新闻司的明星们
迄今为止，外交部新闻司一共出过24位发言人，10任司长，其中不乏公众认知度颇高的名人，譬如李肇星、吴建民、沈国放、章启月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知名度高的发言人其成名期都在1990年代中期或更晚。前期几批老发言人，除了后来攀上更高平台的几位，一般人谈不上给老百姓留下多深的印象。后浪更比前浪高，原因大致有四：
一者，外交部发言人是国家的面孔，他们的名气与国家实力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成正比。说通俗些，一个对国际事务无足轻重的国家，很难引起外界的兴趣，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发言人出镜频率低，很难为公众熟知。反之，媒体则会死缠烂打套消息，发言人出镜频率由此提升，人气也就热了。
二者，技术手段改善信息接收渠道，有助公众了解发言人。直到1990年代初，电视机于普通大众还是比较奢侈的大件商品，电视节目也很单调。除了新闻联播，估计没哪个电视台会播放发言人的画面。至于收音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现今，传媒手段多样快捷，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发言人的音容笑貌，看得多了，想忘记都难。
三者，外交部发言人从马毓真为首的第二梯队过渡到李肇星为首的第三梯队，历经北京政治风波、经济制裁和银河号事件，这段时间是发言人最艰难、压力最大的时期。当1993年银河号事件谢幕后，西方的人权牌威力大减，新闻司的发言人们也敢于发挥口才，随机应变，不照搬公文讲稿，因此成为外交部里最先鲜活起来的面孔，得到公众认可。
最后，早期的新闻发布会对记者限制很多，一般只谈外交之类的大事件，而现在限制少，记者提问涉及面又太过广泛，似乎任何领域的信息外交部发言人都能提供。造成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原因是许多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发言人制度不完善，外国记者干脆借外交部发言人来了解政府态度。反过来，一些部门考虑到外交部经常与外国记者打交道，所以也乐得偷闲借外交部之口向外界传达信息。
倘若遇到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非外交问题，外交部也比其他部门更适合担起责任。譬如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次例行会上，针对外交部的20个问题有15个涉及非典。近期的绿坝事件本该由工信部出面澄清，但首当其冲的却是外交部，工信部的记者会迟至3周后才召开。中国的声音
关于外交部发言人的影响，前发言人章启月女士的一段话最能诠释其意义所在：“外国人不会记得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但他会记住中国的声音、中国外交的声音，我想既然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负很大的责任。”
就在几年前，发言人的讲话内容常常只能引用一两句到新闻稿中充当文眼或点睛之笔，其详情国内公众反倒要通过外媒或港媒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获知。如今，在外交部网站可以看到每次发布会的记录。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每有惊人之语，总能成为网民议论的话题。
随着公众对外交部发言人了解的深入，批评声音也日渐增多。几年前多半是诟病发言人的对外言论太软，据说还有人专门邮寄了两粒钙片给某发言人，暗讽他是软骨头。近两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发言人针对国内问题的发言也容易激起风浪。而网络的发达使得批评声浪传播快，且易形成叠加效应，这是老一代发言人未曾遭遇的情形。在网络评论中，不少网友爱模仿发言人的口吻杜撰言论，将自己希望表达的东西通过发言人之口说出。譬如几年前有人编排过孔泉的段子。段子里的孔泉先是暗示日本国旗是垃圾，再称靖国神社是公厕，最后嘲笑日本人太矮。这类“曲线爱国”的意淫帖大可一笑而过，现实中没有哪个发言人会做这样的公开讲话。因为外交部对于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据披露，外交部发言人身后，通常有数十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负责搜集信息，他们要阅读大量的报刊文章，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揣测对方可能会问什么，再依题按照外交语言特点制订标准答案，在外交部这个标准答案被称为“口径”。在发布会上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发言人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