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元视角考察
时间：2021-07-02 04: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如何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视角探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重要考量。客观上讲，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没能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其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在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的大学科中。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归咎为中国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偏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行为数据较少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Johnston)ik为，美国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本文对美国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正在吸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研究视角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4-0054-10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战略的研究经历了几次转变。它伴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角色的转变而变化。中国从冷战时期的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后冷战时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很大影响。今天，中国已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国家的“增长引擎”的地位，并成为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首要出口市场。中国正在运用其增长的市场权力改变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对抗下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制度化全球秩序的参与降到最小程度。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全球和地区各种组织和机制的积极参与者。金淳基(Samuel Kim)、汉劳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奥克森伯格(Michel 0ksenberg)等人研究中国参与冷战后世界秩序重新建构，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角色转变的理解，也有助于美国学者考察中国在不同的多边组织中的行为。
一、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国内政治视角
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时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学者通过广泛地接触中国的现实社会，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内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国内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还存在争议，但关注的领域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迅速调整，中国与大国、邻国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学界出现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热潮，一大批学术成果先后问世，尤其是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Ross)对许多著述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史蒂夫·列文(Steven Levine)的研究表明，冷战时期中国将全球视角置于地区问题之上，使“反苏”成为其亚洲政策的基础。。尤金·劳森(Eugene Lawson)和陆伯彬等人在考察和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时认为：中国在1975年西贡被攻陷后，尽力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越南同苏联合作的动机。当苏越安全关系拓展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敌意增加了。雅科夫·弗尔兹伯格(Yaacov Vertzberger)研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印关系问题。但重点不在于印度的对华安全认知和中印关系，而在于分析危机决策时涉及到的认知向度。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随着来自北方安全威胁的消除，中国正在向“崛起中的大国”方向发展。美国学者们开始关注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如何对待它的邻国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钱明健(Michael R.Chambers)以及维克托·查(VictorCha)等考察国际体系转变后，中国在东亚、东南亚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研究中国崛起时代亚太政治格局可能出现的权力转变。戴维·康(David Kang)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当地国家向中国倾斜，因为亚洲文化倾心于等级式秩序。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因素，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政策仍是政治精英们的保留舞台，他们决策时相对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事实上，中国精英间的政治博弈结果会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因为精英阶层的不同成员常常持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倾向。
冷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继续体现在对其外交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焦点已转移到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上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中国领导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争取民族主义合法性。如爱伦·惠廷(Allen s.Whiting)的《邓后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赵穗生的《构建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等，其研究路径采取考察自主性公众舆论的方式，论述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在考察中国国内的各种机构在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时，鲍大可(A.Doak Barnett)使用访谈法，其研究路径主要是关注决策过程和外交政策机构。改革开放后，参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机构除了中央和政府的专门机构外，还有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大学和思想库等，它们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美国学者考察的对象。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和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的著作涉及有关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机构》，《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问题和展望》；《中国军队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等。。美国学者不仅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延续性，而且还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机构、以及社会发展对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重要影响。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ar)认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国际环境的稳定性确保了中国在国内发展计划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基本延续性。而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则提出“国内反对力量影响安全政策的程度是由中国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观点”。在中国的对台政策研究中，华安澜(Alan M.Wachman)强调，持久的战略因素比中国变化的国内政治条件更加重要。陆伯彬的观点是“中国台湾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民族主义或精英间的政治冲突。”
大量不同的中观理论都可以归于国内政治的名目，如官僚政治、政治文化、领袖争端解决机制、机制类型和外交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常常对国内政治学解释抱有浓厚的兴趣。关于外交政策对国内要素的要求，在列举并分析了西蒙斯(J：D.Simmons)、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的“派系主义”、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的“中国国内官僚结构和利益以及对外开放的过程”、崔大伟(David Zweig)的“组织兴趣和对外经济政策”、李侃如、奥克森伯格的“政治认知文化”、戴维斯·鲍勃罗(Davis B.Bobrow)、史蒂夫·陈(Steve Chan)、约翰·克林根(John A.Kri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