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冲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

时间：2021-07-01 16:00:2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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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东道国政治风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中国投资东盟的政治环境进行测度，并以政治风险指数为中心构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模型，运用拓展引力模型评估政治风险冲击及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倾向出口导向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政治风险冲击、要素禀赋、出口、汇率及GDP等是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制度质量良好的国家，政治风险不是影响对其投资的长期主要因素，但政治突发事件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并在短期内降低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中国对东盟部分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所谓的“政治风险偏好”现象，但整体并不显著，政治事件冲击使“政治风险偏好”消失。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东盟；政治风险；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479（ 2018 ）03-0072-10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下文简称OFDI）是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履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手段。OFDI既能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又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中国OFDI流量位居全球第二、存量居于第六，并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企业参与OFDI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国外设立对外投资企业3.72万家，投资范围不断扩大、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其中，2016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的投资存量达到715.5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6.3%，投资领域覆盖资源、工程和服务等多个方面，投资流量为102.8亿美元，同比下降29.6%，占中国对亚洲投资总量的7.9%。投资存量的快速增长反映出双方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但流量的下降也体现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面临的多元化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给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东盟各国发展水平不一、文化宗教不尽相同，使得地区政治风险较高、制度环境较差，外国企业投资收益难以持久。
　　近年来，中国在东盟的多个投资项目面临违约、停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对东盟部分国家投资出现较大波动。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为主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连通世界各大重要经济板块的新型贸易投资倡议，体现了共同进步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主题，对密切中国同亚洲国家的经贸政治关系、深化区域交流合作、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投资东盟的长期增长趋势没有改变，在政治风险波动影响下，虽然投资流量时有波动，但投资存量趋于稳定增长。未来在构建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前景较为明朗，但影响双边关系的突发政治事件是否对企业在东盟的OFDI产生影响；中国在东盟的OFDI是否存在所谓的“政治风险偏好”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依据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现状，对国别政治风险和制度环境进行评估，运用拓展引力模型测度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并引入双重差分法分析政治风险冲击对OFDI的影响程度。
　　一、文献综述：如何测度政治风险对海外投资的影响？
　　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的跨国企业财产国有化现象的研究。随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以下从政治风险的定义、评估和对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
　　关于政治风险的定义与评估，自20世纪70年代起，有多位学者做了阐释。Nehrt（ 1970）、Root（1978）和Wenlee Ting（ 1988）从风险不确定性角度，把政治风险与东道国政局不稳、暴力冲突等事件联系起来提出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③；Robock（1971）基于风险不連续性提出政治格局变化引起企业经营环境出现巨变导致企业利润和目标受损；Simon（ 1988）突破东道国视角，将政治风险定义拓展到母国及国际社会对跨国经营项目造成财产损失的所有政治事件⑤。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企业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研究。杨德新（1996）从政策不稳定、区域行动、民族主义与宗教等3个方面提出政治力量作用等不确定性风险将导致企业利润丧失、目标无法实现；王学鸿（1997）认为，政治风险是东道国运用政治手段对外国企业造成损失的突发政治事件，并提出政治风险、国家风险和主权风险一般指一类风险；张贵洪和蒋晓燕（2002）认为，政治风险源于东道国与母国双方关系出现变化或东道国国内政治不稳定而导致跨国企业投资活动受到的影响。
　　可以看出，政治风险研究跨越多个学科，概念很难统一。本文认为，对企业投资而言，由内外部政治力量导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即可视为政治风险。在风险评估方面，各国学者的评估方法各有侧重。传统的政治风险评估模型包括：宏观社会政治模型、发展失衡与国家实力模型、国家征收倾向模型，还有世界银行、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等机构对投资政治风险发布的评估指数。传统评估侧重对宏观政治因素的评价，商业机构评估倾向于经营环境的综合分析，而特定国家面对特定区域的政治风险测评相对欠缺。对一国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区域特征明显，选择何种政治风险评估指数作为参考对投资结果会产生不同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政治风险和制度环境对OFDI的影响研究。以往文献多从制度质量、要素禀赋等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动因。制度视角方面，传统理论认为，高政治风险使企业投资环境恶化，从而对OFDI造成负面影响；但在实证研究层面，政治风险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Loree和Guisinger（1995）通过分析36个国家的海外投资流量，发现政治稳定性促进国家海外投资流量增长；Brunetti（ 1998）揭示了腐败、法制不健全和汇率变动对OFDI的负面影响；Bevan等（2004）指出，东道国政治风险并不是转型经济体中海外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Egger（ 2006）用多样本数据分析腐败对FDI流入的负面影响；Buckley等（2007）从制度接近角度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好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Kolstad和Wiig（2008）研究发现，中国倾向于进入制度质量差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负相关；蒋冠宏、蒋殿春（2012）分析中国对9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显著影响，投资的制度风险规避和制度接近不明显；陈岩等（2012）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中，东道国制度水平与投资量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娇辉（2016）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发现，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政治风险偏好消失。上述研究中，国外学者对政治风险的研究涉及腐败、政策、法制和文化等方面，中国学者则侧重于从综合视角分析政治风险的影响机制；而实证研究方面，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和评估方法不一致、风险的动态变化性及其他影响OFDI因素对政治风险的不同作用效果使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可借鉴的研究模式较少。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经营环境有直接影响，对FDI双向流人影响显著，资源寻求性OFDI承受政治风险的能力更强；部分学者认为，政治风险对OFDI影响甚微或不影响投资，与传统理论预期相反。综合上述研究发现：在合理的政治风险测度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模型，方能准确测度区域政治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模拟政治风险的动态变化性，并进一步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将政治风险研究拓展到具体政治事件上，并将政治风险的影响效果区分为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以此来测度政治风险对OFDI的综合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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