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

时间：2021-06-12 12:0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是他一生中接触和亲自处理民族问题最集中最频繁的时期。在主政西南近三年的时间中，他对民族工作尤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主要包括：努力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积极协助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创造性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努力消除匪患，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奠定巩固的基础;稳妥而慎重地推进土地改革，解放民族地区的生产力。这些民族工作使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巩固了新生政权，为西南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以后解决民族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邓小平;少数民族;西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4-0110-07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西南局期间，面对纷繁复杂的西南民族问题，他高度重视，以其卓越的才智，领导各族人民谱写了西南历史的新篇章，为建设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形势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处边疆地带，民族众多，整个区域内居住着藏、羌、彝、傣、苗等众多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集区域。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发展缓慢、多样性突出和发展不平衡等特征。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不少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关系的复杂多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发展各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历史裂痕，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挑拨和干涉，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社会秩序显得十分混乱和动荡。这种民族关系的严峻性和敏感性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和态势。众所周知，西南地区是我国通往南亚、中亚的门户，是保卫祖国西南、西北地区战略纵深腹地和资源基地的前沿阵地及重要屏障，它的安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问题和新中国事业的兴荣。而“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一个地方”，民族工作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快速而妥善地做好民族工作，无疑是对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严峻考验。
　　一、主政中共西南局時期邓小平主要民族工作概述
　　主政西南近三年的时间，是邓小平一生中接触和亲自处理民族问题最集中最频繁的时期。这期间，邓小平对民族工作尤为重视，在这方面的建树也颇多，概括起来主要如下：
　　（一）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
　　旧社会西南民族关系的显著特征是民族歧视严重，民族关系紧张，民族隔阂深重。鉴于此，邓小平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搞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要真正做好这一工作，他认为：第一，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原则。为此，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一定要准备做长期性的工作。邓小平在西南局主持工作时期多次强调这项原则。多年后，他再次总结道：“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邓小平对民族平等的原则是坚持始终的，而且反复强调党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我们的党是真正奉行民族平等的。第二，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原则。1950年7月，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邓小平非常关心地问起当时的民族问题主要应该抓些什么，费孝通答道：“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导致民族仇恨不断加深。对于费孝通的见地，邓小平深表赞同，认为首先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其次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第三，坚持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原则。邓小平多次指示和强调，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民族团结是西南各项事业得以推进的保障。邓小平认为，要注意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这样推进工作会顺利很多。他相信，只要大家的共同努力，真心诚意，方法得当，就“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的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深知，要搞好民族团结，真正消除民族隔阂，就必须努力做好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要稳当，不要急躁，要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不得损害少数民族的任何利益。邓小平重视坚持消除民族隔阂、搞好民族团结的做法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果，“西藏同胞积极支援入藏部队，凉山彝族同胞自动捉拿土匪，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各民族地区的同胞热烈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
　　（二）积极协助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英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华势力等国际反动力量企图利用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阻挠或滞缓中国人民解放的步伐，加紧对西藏的分裂活动，而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势力也紧随其后。
　　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积极从军事、政治、外交等各方面作好应对准备，认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无论是从地缘战略上还是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角度上考虑，都绝不允许西藏分裂，否则将对国防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和不利。
　　1950年，对于邓小平、刘伯承等所主持的西南局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这年的1月2日，他们接到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解放西藏事宜的急电。①此时，西南各地百废待兴，而解放西藏、实现统一大业的历史重任又责无旁贷。进军西藏，政治要先行。为此，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做了大量的各种准备工作：一方面，为了详尽地了解、熟悉西藏各方面的情况，邓小平除了亲自大量阅读和分析来自各方面的调查资料，做到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全方位把握以外，还指示负责人藏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迅速成立以专门调查西藏情况为任务的政策研究室。另一方面，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拟定了和平解放西藏、实行和谈的四条方针与十项政策。四条方针与十项政策的制订，充分表现了邓小平对当时西藏社会现实状况的全面了解和深思熟虑，表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智慧，以及他在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原则中坚定性与灵活性。四条方针和十项条件报送中央后，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致赞同通过，成为之后解决西藏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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