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永久地址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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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亲是冯玉祥将军，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从父到子，数十年的风雨轮回，然而冯家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以昭日月。在冯理达出国讲学时，她的论文底下，总是注明一行字——
“我的父亲一直渴望祖国统一，作为他的女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父亲的‘人民的安乐版图全’的遗愿，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冯玉祥将军之女、全国政协委员、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教授不仅在医学上成就卓著，而且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为加强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发展两岸关系，加快祖国统一进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尽管冯理达教授知道我的本意是采访她，但她仍不由自主地首先谈起了父母。冯理达跟随父母几十年，与父母共同经历荣辱兴衰。她目睹了父亲冯玉祥遇难场景，并与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母亲李德全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冯理达教授拿出两个纸张泛黄的笔记本，深情地说，这是她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一个是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2月10日在纽约写的遗嘱；另一个是1948年写给“贤婿元铮的几句话”。冯理达教授逐字逐句地念给我听，边念边介绍出身贫苦的父亲如何从一个晚清士兵、北洋军的军官，到抗日民族英雄；由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至接受共产党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不幸在回国途中罹难的一生。接着，冯理达教授又谈起了她的母亲——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谈起冯玉祥将军的功过，冯理达教授不愿多说。“只要看看我父亲一生的行为，看看我父亲的遗嘱到今天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就可以了。”话语就这么简单。
说起自己学医的选择，冯理达教授回忆说：“1943年，我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面临着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在选考大学时，班主任建议我报考医科大学，并说这是个‘你不求别人而别人求你的铁饭碗。’母亲也对我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我的姨母患病，在医院手术时，糊涂的医生竟将一把止血钳遗忘在姨母的腹中，以至于刚做完手术的姨母出院不久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正是这件事使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医这条路。第二年，我就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1946年，又随父母赴美国，一方面在加州大学生物系学习，一方面随父亲做一些工作。”
1948年7月，冯玉祥将军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携其夫人李德全、女儿冯理达等8人归国途中，因轮船在黑海失火，身经百战的冯玉祥将军不幸遇难。
李德全含泪谢绝苏联的挽留，带着女儿冯理达、冯颖达和儿子冯洪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久组织上便将冯理达和她的弟弟冯洪达作为新中国的首批留学生派往苏联学习深造。她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在古朴典雅的列宁格勒医学院，冯理达受到了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和严谨学风的熏陶。在校期间，她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总成绩名列前茅。
1957年，为了向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献礼，列宁格勒市政府宣布，要在全市消灭白喉病。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这座城市气候寒冷，白喉病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各种预防、治疗的方法都已用过，就是不见明显效果。当时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冯理达主动承担了这一研究任务。她往那些患有白喉病的弱智儿童身上注射防治白喉的疫苗，效果不明显，加大剂量，也不见效。正在进退维艰之际，冯理达的脑海映出了当年一位老中医针灸治好母亲伤病的那一幕。“对！何不用针灸试试。”于是，在向杨济生老中医学习多年的她，执起银针又重新发起了攻击。结果出乎意料：弱智儿童的白喉的免疫力大大增强了。连列宁格勒一个卫生局长的19岁女儿，患脑炎后遗症痴呆症，也被她用银针治愈了。一时间，她成了列宁格勒市和全苏联医学界的新闻人物和功臣。列宁格勒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纷纷进行了报道。苏联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星期版显著位置、用大幅标题报道了年轻的中国学者冯理达，和她介绍、传授给苏联人民的这一中华医学宝库中的瑰宝——针灸学。军队机关报《红星报》也对她进行了采访报道。
1958年冬天，冯理达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列宁格勒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苏联方面以十分优厚的待遇真诚地挽留她，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对她的导师说：“我是祖国派来的，我要用学到的知识报效我的祖国。”苏联人民忘不了她，1960年把她在苏联讲课时留下的教材编辑出版了一本《针灸学》。
回国后，冯理达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工作。她十分珍惜报效祖国的机会。在免疫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尽职尽责。她的足迹踏遍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水乡，为广大农民送医送药。这一期间，她写了不少论文，从理论到实践有了新的飞跃，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免疫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免疫学研究开拓者
“文革”期间，灾难也毫无例外地降临到冯家，冯理达同母亲李德全都受到冲击。她因留美留苏的经历则被打成“双料特务”。科研搞不成，人格受污辱，冯理达的心在流血。正在这时，邓颖超知道了她的情况，特意来到她家看望安慰，并替她联系新的工作单位。1972年6月的一天，邓颖超用电话把她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理达呀，想不想到部队工作？”冯理达思索了一下，按当时的形势，唯有部队的环境好一些，就回答说：“想去！”“那好，你就去海军总医院吧！我已经让人给你安排好了。这也是总理的意思。”说完，邓颖超便拿起电话：“给我接叶帅……叶老总吗？我是邓颖超。上次给你说的那件事理达同意了，你就签署命令吧。海军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为她找个保护伞，她也能安心搞学问嘛。”冯理达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说：“谢谢大姐，谢谢总理！”就这样冯理达被调到了海军总医院，安排在传染科当病房医生。一个免疫学博士被分配当病房医生，专业上不对口，但她抱定平常心，拖地、倒痰盂、刷厕所都抢着去干，并主动与其他医护人员打成一片，很快，她以精湛医术和热诚的态度赢得患者和同事们的赞扬。
1978年，国家各方面开始走上正轨，冯理达奉命带领两名同志创建免疫室，重新干起了告别多年的专业，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免疫学女博士从此才算真正地业务对口，但此时她已是54岁的人了。
多年来，经冯理达治疗的有上千患者，无论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病，冯理达都认真对待，牢记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辞辛劳地为患者解除痛苦。
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女孩，被确诊患有卵巢癌。年轻的母亲抱她四处求医均无成效，近乎绝望地找到了冯理达。在冯理达的治疗下痊愈出院；一个患视网膜细胞瘤的1岁半的女孩，跑了不少全国知名医院，都不见效，在冯理达的治疗下，3周后，孩子就能看见蓝天、绿树、红花；一位26岁的日本青年患了囊性腺癌，当时左眼失明，眼球突出，耳鼻浸血，这种病在日本不到100例，还没有活过一年的。在冯理达的治疗下，出现了让很多专家都难以置信的奇迹，CT检查表明患者脑干上鸡蛋大的肿块缩小了，疼痛大减。这位日本青年激动地拉着冯理达的手喊：“妈妈，我的中国妈妈！”
最自豪的：“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从20世纪80年代起，冯理达教授的科研成果引起国际医学界同行的重视，目前她担任30个国内外学会的主席、理事长、顾问等职，是唯一被三个国际学会都推选为副主席和副理事长，并荣获许多奖章的中国女科学家。冯理达教授曾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出版的《最著名的500名人》一书。她多次应邀到国外讲学，她的学术论文多次在国际讲坛上引起震动。
一次，她应邀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一家权威医学研究机构在听了她的学术报告后，认为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愿出高薪挽留她。然而人们发现在她的论文最后有一行流畅的英文：我的永久地址是中国。
其实，冯理达教授热爱祖国的举动早在年轻时代就表现出来。1948年，冯玉祥将军离美回国准备同共产党合作。临行前，他让女儿自己选择回到祖国还是留在美国。23岁的冯理达毅然选择了回国。回国不久，她就向中国共产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为什么我们家人一直坚信共产党是振兴中华的希望呢？”冯理达说：“因为我父亲从辛亥革命时就开始探索中国的前途，经历了许多历史重大事件，才看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蒙受的耻辱。”
这么多年来，冯理达用讲学的收入购买了数十套仪器设备用于实验室；她把上千万马克、十几万美元、数万法郎全部交给了国家；她还把别人赠送的所有仪器、设备全部交给了医院。她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最令她自豪的却是：“现在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凭着多年来对党的事业的孜孜追求的坚定信念，冯理达还利用休息时间，在学习和领会《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基础上，用毛笔亲抄了第十四、十五、十六大党章，并写下几万字的心得体会。采访结束时，我欣赏了冯理达教授恭录的党章长卷，并得到了她送我的复印件。她说：“我所要说的，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工作，以更大的成就报效党，报效伟大的祖国！”
如今，年已古稀的冯理达像一个青春焕发的年轻人不知疲倦地奋斗着。我们衷心祝愿她在免疫学领域里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