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共话全面治党
时间：2021-06-01 16:02: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并多次强调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官场陋习，消除腐败毒瘤。
日前，在江南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江苏党风廉政建设创新研究基地与江南大学党的建设研究基地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廉政与治理“太湖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社科院、党校系统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围绕“依规以德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的主题，热烈讨论，思想纷呈。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江南大学徐玉生教授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创新管党治党机制，坚持纪法协同。纪法协同是指党纪国法相互衔接并协同管党治党的过程或能力。纪法协同管党治党的前提是纪法分开，条件是纪法的作用力方向一致。机理在于：党纪国法对于管党治党的功能衔接、执纪主体和执法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建构反腐败协调小组消弭可能存在的背向因子等。当前，可以从强化各级党委主体责任担当、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聚焦主业、坚决维护纪律刚性和法律尊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纪法协同的“增强效应”，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建明教授认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已经对各级党组织实践运用四种形态作出了明确的工作部署。从本质上来看，四种形态就是监督执纪的四种主要手段。从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好四种形态涉及手段、行为、主体、程序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梳理和匹配。实践运用四种形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有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工作为基础，也仍然需要各级党组织在监督执纪实践中进行积极的探索。
厦门大学徐雅芬教授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视角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解读，认为《准则》和《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我党对从严管党、以德依规治党规律的新认识，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具体体现：一是《准则》和《条例》将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筑起了以德依规治党的全面从严治党之制度体系；二是《准则》和《条例》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将党规党纪挺在前面，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遵循；三是《准则》和《条例》强调党委、纪委和党员领导干部担负起落实党规党纪的责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从严治党走向制度化的再丰富再完善，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
关于反腐倡廉建设
中山大学倪星研究员根据2015年度中国廉情感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中国存在中央政府清廉感知水平高、地方政府清廉感知水平低的差序清廉感知格局。两层次回归截距模型发现，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政府信息控制视角同时对不同政府层级的清廉感知差异具有解释力。具体而言，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却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腐败容忍度提升了人们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但是受内隐态度的影响，提升程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差异。长期以来，官方媒体塑造的政府清廉形象因加大反腐败力度、短期内腐败信息的大量报道而出现清廉感知水平降低的窘境。最后，官方腐败信息的报道与人们腐败信息来源的交互，对于理解中央-地方差序清廉感知格局具有重要涵义。
关于依规治党
吉林大学陈松友教授提出，制度治党是政党进入制度化阶段的一种内部治理形态，在当前中国全面从严治党格局中，制度治党居于关键地位，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相契合。在推进制度治党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制度缺陷与人治思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顶层设计、制度执行力、党内“软环境”、培育制度文化等方面着手。
清华大学博士后李莉、吴江对十八大以来公布的141份巡视报告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指出巡视制度的创新具有多元特征。首先，从巡视数量与巡视形式上看，数量不断增加，效率不断提高；其次，从巡视涉及的议题内容上看，议题集中，重在发现震慑；再次，从巡视人员构成上看，巡视监督制度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权威性与专业性。
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指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即建设一个廉而有为、廉而有能的政权，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制度化反腐”是实现廉洁和有为相统一，建设廉能政治的必由之路。“制度化反腐”是对自上而下依靠权力反腐的人治化反腐败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对时紧时松忽严忽宽的“运动式”反腐败的一种超越。制度化反腐败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惩治和约束保廉洁，一手抓激励和机遇促干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廉洁政治逐步迈向廉能政治。
关于以德治党
四川大学李建华博士就共产党政党道德建设经验问题发言指出，政党道德是其生存和发展之基，精神和动力之源。政党道德有三个层次：政党政治信仰、政党道德伦理和政党道德实践。政党道德一般通过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内规章制度、党的活动等进行规定和体现。一个没有高尚道德的政党不可能长期存在。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政党道德建设历程之后，李博士认为，2015年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把以德治党的重要思想放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布局之中，进一步完善了执政党道德规范，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政党道德营养，实现了政党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的有机统一，用政党道德实践进一步巩固政党共同体，体现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统一，标志着党的政党道德建设达到新的高度。
中共江苏省东海县纪委书记魏岳认为，领导干部德的好坏，事关社会风气好坏、人民利益得失、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对待利益取舍，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保持廉洁自律心态，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必须积极探索唤醒党员干部高尚思想道德追求的有效途径，让从严治党兼具道德感召力和纪律约束力，让制度运行在思想认同的轨道上，二者各司其职而又辩证统一、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内外兼修、标本兼治的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
关于政治生态
郑州大学白贵一教授认为，政治生态环境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实质是特定国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或“从政环境”，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是政治生活现状和从政活动的真实写照和现实反映。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下，构成政治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是党员干部的政治价值理念、工作作风、干部管理与选用导向、权力行使及权力追求。建立理想信念坚定的党员干部队伍，严格干部队伍管理，力戒形式主义，形成求真务实、干事创业的用人机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腐败，形成风清气正、求真务实、积极向上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生态环境，实现政治清明，是重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和最终目的。
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徐喜林研究员指出，政治生态是指国家和地区、领域政治系统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态。是其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系统反映。评价标尺在于党员干部作风、腐败问题、党内政治生活、社会风气。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主要有：“腐败亚文化”毒化环境，“官本位”政治文化的不良影响，腐败基因的存在等。优化政治生态，应当从以下方面发力见效：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推动作风建设上见成效，在抓好领导干部上开新局，在持续严惩腐败上见功力，在深化监督执纪上求长效，在扎紧制度“笼子”上见新功，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挖潜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吴国斌研究了新加坡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机制及其启示，指出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公民文化是新加坡政治生态的独特之处。民主、法治、廉洁、高效是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新加坡通过廉洁激励、惩处违规、打击腐败和构建公民文化等举措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应当积极吸收和借鉴新加坡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
湖南大学田湘波教授指出，数据时代廉洁政治生态构建面临许多机会，提出大数据背景下廉洁政治生态建设的四大策略。第一，要建立廉洁政府大数据平台；第二，要利用大数据平台加强廉洁政治生态信息的公开度和公民参与度；第三，要建立廉洁政治生态大数据分析部门；第四，要通过大数据立法来保障隐私和防止数据安全问题。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