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晓夫：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
时间：2021-05-28 20: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学人档案]
斯晓夫，美国管理学博士，终身职正教授。2008年至今任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海外特聘院长、教授、博导。同时担任上海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斯晓夫博士是我国较早从事管理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一。赴美后曾师从世界著名管理学家John B.Cullen。共发表英文学术论文几十篇。目前是英文SSCI管理核心期刊——美国国家管理学会期刊（AMP）和管理研究期刊（JBR）编委。
提供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战略来指导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大航海时代取得成功，这是职业管理学家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新沪商：斯教授，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斯晓夫：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师从上海交通大学杨锡山教授和上海工业大学胡钟京教授，两位恩师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我在1991年与1996年取得MBA学位与管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国外几所著名的商学院任教和任职。2004年，作为MBA中心主任成功领导美国宾夕法尼亚布鲁斯堡大学管理学院MBA通过了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的资格认证。目前只有不到20%的美国管理学院通过了AACSB资格认证。
就学术研究来讲，我也经历了比较广的领域。出国前，我是上海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的讲师，从事的是在工业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到美国之后长期注意并研究成熟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回上海后我始终在思考，从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换过程中，从新兴经济到成熟经济的转换过程中，我国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应该怎样改变才是最有效的，并且成本（尤其是社会成本）是最低的。
新沪商：听说您还是一位优秀的财经专栏作家。
斯晓夫：不算是财经专栏作家。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当时香港有中国管理背景的教授并不多，因此我每个星期都为香港的报纸写文章，谈论我们国家的财经、管理教育的热点问题。前后发表过100多篇文章，主要是在《香港商报》上面。现在很久不写了。
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
新沪商：您担任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海外特聘院长以来，说得最多的是“管理学家的职业精神”与“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这种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怎么体现？
斯晓夫：关于提倡管理学家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这并非标新立异，也不是自我标榜。因为管理的水平与社会进步直接相关。因此，作为一个管理学家的职业要求之一就是要从管理的层面来研究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当然，打铁须得自身硬，我认为中国大学的管理学者和教授的成长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博士毕业后集中注意力做基础研究、学术研究，以论文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间。从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中感悟和逐步建立一种管理学人的职业精神。在提升到副教授以后的第二阶段，管理学者和教授应该要找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如何为社会做贡献的结合点，更多地尽到一个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现在我们的管理学院，年轻老师在第一阶段花费太多的时间做盈利性的横向课题，它的好处是研究联系实际，以及经济上的回报。但问题是这种成长模式使我们的老师很难做出一些具有世界共享性的研究成果，也无法使我国的管理理论水平得到真正提高。这也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本管理研究期刊被列为世界SSCI期刊目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历程，客观地说，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已经过去，水深了，石头也不容易摸了。全球化以后，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收购行为一波接一波，这证明了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了风险与回报并存的大航海时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有一些好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有一批应对不确定性情景的战略高手，以及有一批经验丰富、擅长海战的舵手，他们必须适应在大海中的航行，清楚大航海时代的行进方向，明白大航海时代对于中国与中国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从而提供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战略来指导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大航海时代取得成功，这是职业管理学家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大航海时代的定义和特征
新沪商：大航海时代的提法很有新趣，应该怎么去定义和理解这个概念？
斯晓夫：大航海时代源于15世纪的海上探险，原本是一项危险而耗资巨大的工程，最初作为一种贵族活动受到一些欧洲王室成员的倡导。但是当探险队将他们发现的第一块陆地据为己有的时候，海上探险就与殖民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有利可图的大事业。
第一个大航海时代在欧洲各国为瓜分殖民地不均而进行的连年混战中结束，但最终开启了在东西方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的西方从此开始对东方占据优势的新纪元。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竞争的内涵也产生了变化，在全球经济和高新科技的双重驱动下，大航海时代的企业竞争在比新大陆更加辽阔的领域进行。美国管理大师达·维尼1994年提出的亢奋竞争理论——也有翻译成“超优势竞争理论”或“动态竞争理论”的——很好地概括了大航海时代的核心特征。就是说，当今企业处在一种优势迅速崛起并迅速消失的竞争环境中，如果想长久地占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拥有核心科技、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否则，竞争优势就会断裂。从根本上说，核心科技、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是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企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可能会因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变化，也可能因为高新科技的进步而变化，深谙亢奋竞争理论、保持最高效率的公司还会战略性地破坏现状，使自身从一个暂时优势迅速转移至另一个暂时优势，而超越原有的竞争模式，让竞争对手无从赶超。
大航海时代的成功要诀
新沪商：您的意思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之下，不得不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成功的全球化企业到底有什么共同特性？
斯晓夫：确实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进入这个大航海时代。
在大航海时代，我们要从一些在相对长时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企业身上，学到它们的普适性成功要诀。我认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高新科技，全球化企业应该追逐三个方面的成功：经济上的成功、战略上的成功和组织学习上的成功，由于它们的重点不一样，因此这三个成功应该形成一个互补系统去共同支持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
先说经济成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30年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模式不是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城市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模式，而是通过允许国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国外技术的模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使中国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中得到了好处，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严重的，一是出口带来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二是我们在市场交换资金与技术的计划中，失去了市场，虽然得到了国外的资金，但在很多领域并没有得到它们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我们的企业比较普遍地存在缺乏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的问题，但出口的急剧下降又迫使我们的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可见，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其次，战略上的成功。中国要获得更持久的经济上的成功，必须要研究战略、运用战略于经济领域和商业实务，并且要取得战略上的成功。然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似乎声音很大，譬如热衷于讨论V字型，L字型经济复苏模型，但却无法掩盖缺乏战略内涵的实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前不久说中国正试图以处理短周期的方案解决长周期的问题，“所做的都是短期的刺激计划，但不是根本上的改革”，中国经济在目前阶段对世界经济也没有巨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