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战争观的发展

时间：2021-05-25 04:0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通过纵横比较，点面结合的方法，辨证系统地研究先秦时期的战争观。认为，先秦战争观的发展大约经历了4种形态：天命战争观、民本战争观、功利战争观和战争观的初步融合。在先秦战争领域，有三对矛盾相互角力，推动了战争观的发展：一是战争目的上的服人与兼并；二是战争手段上的重人道与重实力；三是王权与军权，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关键词：战争观；天命；民本；先秦
　　中图分类号：B2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1-0147-04
　　
　　先秦战争观大约经历了四种形态：天命战争观、民本战争观、功利战争观和战争观的初步融合。天命战争观盛行于三代，衰落于春秋。民本战争观形成于春秋；春秋以后，为一些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展，更多地成为一种现实战争的批判理论。功利战争观起源很早，但其取下面罩，大张旗鼓地登上战争舞台是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战国后期，出现了战争观初步融合趋势。
　　作为一种观念文化，战争观受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三代时期，天命观盛行，延伸到战争领域，即为天命战争观。人们认为：“天”是发动战争的依据，制导着战争的进程，安排着战争的结局。甚至连战役的部署、将帅的选择、进攻还是防御、前进还是后撤、是否驰援救守等等战争进程中的诸多重大问题，都要通过祭祀和占卜的方式向天帝请示，求得指引和帮助。春秋以后，天命战争观虽然渐趋衰落，越来越不起主导作用。但它并未彻底根绝，仍然深刻而久远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战争观念之中。
　　春秋以后，社会立体动荡：政治上，王权解纽；文化上，礼崩乐坏；经济上，私有土地出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天命观念衰微，现实理性萌芽；神本思想隐退，民本思想勃兴。旧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动摇，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枷锁被冲破。这种变化自然也深刻影响到了战争活动。战争观念由天命神鬼为主导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民本战争观兴起；二是功利理性觉醒导致功利战争观勃兴。
　　民本战争观渐成潮流，对战争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春秋时期，流行于战争活动中的民本战争观，其立足点是要在战争中取胜，“抚民”只是手段，为己所用才是目的。民是因为在战争中有使用价值而被重视、被“抚”的。春秋末期以后，道、儒、墨家的诸子们继续在民本战争观的道路上开拓前进，他们继承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又有发展，不再仅仅把民作为工具，而是看到了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的生存、安康为基准确定对待战争的态度。在他们的战争观里，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由于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理念、价值观不同，道、儒、墨各家人物的战争观也各具特色。概括而言，道家的代表《老子》认为：战争是因为人的私欲膨胀引起的；他看到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主张消灭战争，而消灭战争的惟一途径是回到“少私寡欲”、“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去。《老子》肯定自卫战争，认为上慈下爱、君民同心是胜利之本。孔子认为战争是由于“礼崩乐坏”引起的；从“爱人”之“仁”的立场出发反对战争暴力，从“礼”的立场出发，又支持维护礼制的战争，目的是要恢复等级秩序，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在和谐有序的环境里生活。在孟子的战争观念里，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原则贯穿于战争始终，“仁政”决定着战争是否正义，制约着战争的胜败，“仁政”成了战争发动者进行战争的起点和支点。他敏锐地认识到了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战争的胜败在战争之外——是否行“仁政”，是否得民心。但是，孟子混淆了政治战略与战争活动中的战略战术的界限，把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泛化为一种超验的无敌力量，取代了现实战争活动中的实力因素，并以其为标准反对现实中的战争，其不实用性是可想而知的。墨家把战争的起源归之于人之不相爱，指出消灭战争的途径是“兼爱”。他们把战争分为两种：“攻”和“诛”。“诛”是正义的战争，应该支持和肯定；“攻”是非正義的战争，必须反对和去除。为此，一方面他们苦口婆心地宣传：发动战争是得不偿失的愚妄之举，战争会给双方的广大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研究制造防御器械，帮助弱小国家挫败“攻”。其战争观的立足点在民众和弱小者一方。道、儒、墨各家人物基本没有进入政治和军事的决策层，没有用自己的战争观指导战争的机会。不仅如此，他们的战争观亦不可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故不能为列国政治家、军事家真正采用。因而，其战争观只是作为一种与现实战争活动中的功利原则相对立的思想理论而存在和发展，并没有在当时的战争活动中产生多大影响。
　　功利战争观一直为处于政治军事斗争核心的政治家、军事家们所青睐和推动。春秋末年以后，兵家、法家继承和发展了功利战争观，并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其实，古往今来，战争与“利”密不可分。但是，人们对战争与“利”之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三代时期，天命战争观掩盖了战争活动中的功利原则，“吊民伐罪”成了胜利者高擎的旗帜。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成为争霸者掩盖其功利目的的遮羞布。春秋后期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立体动荡，利益重组剧烈而迅速，促使战争活动中的功利理性觉醒。战争中的功利追求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开始大行其道、大张旗鼓。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深入研究了“利”与战争关系，提出了“兵以利动”的战争原则；法家对“利”也是直言不讳，并把对“利”的追求看成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兵家和法家的研究和总结使人们的认识更为接近战争的本质，促进了战争活动中功利原则的确立。
　　战国后期，统一已成大势所趋。与此相应，学术思想也由纷争逐渐走向融合。战国前、中期那种以己为是、以人为非、排斥异端的学风渐渐被非人之非、是人之是、取人之长、为我所用的学术风度所替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相互融合的新气象。战争观作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融合的趋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伦理思想，渐渐融入到了其他各家的战争观之中；二是儒、道等学派不再一概反对和否定战争，承认战争有其存在的价值。三是出现了企图兼采各家之长的重要著作：《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战争观带有融合各家的特点。
　　在先秦战争观中，有三对矛盾相互角力，推动了先秦战争观的发展。
　　第一，战争目的上的服人与兼并。先秦战争目的发展大约可分三个时期：一是以争夺生存空间、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部落战争；二是以“服人”为目的的三代战争；三是以“兼并”为目的的战国时期的战争。春秋战争是“服人”向“兼并”的过渡期。三代战争目的从掠夺、灭绝敌方的部落战争到以使对方服从为目的，一方面因为三代王朝地域范围扩大，建立自己的共主地位成为政治目的，不再如以前部落战争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不必将对方赶尽杀绝。另一方面，三代以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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