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异同
时间：2021-04-10 00:03: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更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它们既矛盾冲突，又并立融通，共同为中华法系的源远流长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比较了儒家与法家在刑法观上差别和相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儒法本质上是一家，都是典型的“人治”。在我国正努力完善法制，构建法治国家的今天，对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比较以及反思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 儒家 法家 刑法观 德治 法治
作者简介：孙靖，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7-02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当属儒家和法家。在刑法观上，主张“德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虽然有诸多分歧，但他们都服务于君子专制，因此儒法两家刑法观也难免有相似之处。
一、儒家与法家刑法观的基本内涵
也许一谈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或者“刑法观”之类的字眼，人们往往只会联想到法家，似乎法治或法律等一切带“法”字的东西都是法家的专利，而“儒家就是只讲道德，只讲王道，不讲法，似乎王道政治就不包含法的内容。然而，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进程中，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主导了其后历朝历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历来也是统治者治国安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法律武器，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人据以“安身立命”的一种信仰。秉持“性善论”的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注重道德教化更甚于政令刑罚，因此被称做仁政德治。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除了“祖师爷”孔圣外，还有“亚圣”孟子以及荀子等。
与之相对的，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来新一代贵族利益，主张通过“变法”强国和所谓“以法治国”来实现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再分配的一个学派，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人为其代表人物。法家最本质的特征即“专任刑法”，它特别强调“法”的作用，把它作为治国最基本的手段和工具，同时它对君主专制和个人独裁的情有独钟，对法、术、势、刑、赏的狂追力捧也使它与儒家有所区别。
总之，作为一种治国工具，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各有长短，且独具特色，在刑法观上，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所谓“德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又奠定了儒法互补、殊途同归的基本格局。
二、儒家与法家刑法观的不同之处
笔者认为大体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儒家“德主刑辅”与法家“极端的重刑观”。
儒家的“刑法观”，是从道德哲学出发的。孔子高扬一个“德“字，大声呼吁“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使用政令和刑罚的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们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们感到犯罪可耻，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反抗之心；只有以礼德为治，教化百姓，才能使人们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复。所以最有效的统治方法莫过于以道德礼义来化民向善。这便是孔子刑法观的基调，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笔者认为，这种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同样也构成了儒家刑法观的“基调”。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省刑罚”主张以及荀子的“人治”主义立场等等便是佐证。儒家主张应结合教育、经济手段等综合治理，注重利用道德教化的作用来预防犯罪。例如孔子就明确反对“不教而诛”，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有教无类”思想，认为应不分贫富贵贱，对百姓进行教育。
而与儒家的理想主义不同，法家的一切政治法律主张几乎都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韩非明确提出，“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所以“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而何为“法”？——“法者，宪令著于官署，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就是由国家频布的公布于民众，让民众遵守的赏罚有依的成文规范，是用于治国治民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而君臣的结合在于利，至于民众不过也只是统治阶级的耕战工具而已——这就是法家眼中的“法”。法家在秉持“以刑去刑”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刑用于将过”的主张，即刑罚要用在他人将要犯罪之时。怎样去肯定他人将要犯罪呢？只能是从主观上去认定，去加强。可见，法家“刑用于将过”的主张开了“主观定罪”之先河，只会带来刑法的冤滥和司法的任意，给后世造成极坏影响。
总之，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根本区别就在于，儒家从“礼”、“义”、“仁”、“德”出发，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倡先德后刑、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治国模式，最终达到“以德去刑”、社会和谐的美好目的；而法家看到了“法”在治理国家、巩固政权上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最基本的手段和工具，要想达到统治的目的，唯有“专任刑法”，用严刑峻法来推行君主的绝对专制，最终达到“以刑去刑”、国富民强的目的。简单概括，儒家刑法观以“德主刑辅”为根本，法家则坚持“极端的重刑观”——而这便是儒法两家刑法观最根本的区别。
另外，犯罪预防观也不同。
三、儒家与法家刑法观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儒家并未否定“法治”，法家亦并未否定“人治”。儒家重“德治”，也是重视“法治”的。孔子有“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之说——而“怀刑，谓畏法”，即敬畏刑罚。可见他未否定刑法的必要性。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宽猛相济”、“刑罚得中”等刑罚思想，对后世刑法观的发展有重要启发。孟子也曾明确地指出了法的重要性：“上无道撰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他还进一步辩证地说明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而到了后期的荀子就更不必说了，他对刑法作用的重视远在孔孟之上，已开始接近法家的营垒。他不仅丝毫不讳言刑罚，反而将刑法的作用提的很高；他主张制定并公布刑法，甚至还提出“隆礼重法”、“治则刑重，乱则轻刑”的重刑观。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儒家不仅未否定“法治”的作用，而且论述的相当详尽。这一点笔者认为可看作是它与先秦法家刑法观的第一个共通之处。
法家重“法治”，也是重视“德治”的。法家历来以提倡酷刑的形象出现，可是拨开历史的面纱，我们发现，法家也是重视“德治”。“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正是后世儒家极力倡导的“三纲”的理论根源，而“三纲”恰恰是儒家道德的核心。这说明法家并非反对德治，而是反对“空头支票”式的德治，认为道德源于实力，没有“力”谈不上道德，所以应把道德直接纳入刑法规范，通过国家机器来推行实施。法家的法治主张，实质上说白了，就是德治的强制化，是人治主义的一种。
四、儒、法两家刑法观的本质与当代法治理念的借鉴
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德治”、“礼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刑治”，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真正的人治主义，都是为帝王君主效劳、为专制统治铺路的工具和手段——而这即是两者之间本质的相同点。
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本质都是“专制”二字，是典型的人治主义，与现代我国刑法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然而，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我们可以从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的异同中得到借鉴，那就是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还要以德治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缪斯.韩非法治思想的本质是人治主义.史谈纵论.2008（1）.
[2]赵运锋，徐业尧.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3]法家的法律观及法治思想研究.http：//www.148cn.org/data/2006/.
[4]李润红.浅论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及其借鉴价值.云南大学学报.2004（2）.
[5]马作武.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