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囚狱温流生
时间：2021-04-09 16:03: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针对监狱和看守所里屡禁不止的牢头狱霸现象，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一方面，各地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在监狱、看守所打击严惩“牢头狱霸”，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当刚刚出狱两个月的刑释人员温流生向法院出示了多年在狱中收集的证据，试图向狱方索偿时，却碰到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
温流生说：“我可能是全国刑释人员状告监狱超时劳动的第一人。”
2009年明，因盗窃罪而入狱的温流生刑满获释。出狱后，他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找工作糊口，而是整理了大量从监狱收集的文件证据，向他2001～2009年所在的服刑监狱提出超时劳动补偿申请。
申请被拒后，他又向监狱所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我手上不但握有大量可以证明犯人狱内超时劳作的凭据，还有另外一些不利于监狱的相关物证。我告监狱，是证据确凿、法理充分的，经计算他们应依法补偿我21万元。”温流生很认真地对记者说。似乎他真的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告下去，就一定能拿到这笔补偿。
记者查阅了今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发现除了备受关注的牢头狱霸现象外，温流生重点申诉的监管场所“违规组织劳动”行为也是这一波专项检查行动的重点之一。
可以说，温流生的这一场维权活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他感到意外：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都未能让基层法院正式受理这场诉讼。再多的所谓证据，在司法程序的门槛外，只能是空谈。
少年入狱
温流生今年41岁，他的狱龄却有整整21年。半生身陷高墙内，长期被社会隔离，既无人脉，又无资源，所有的法律知识都靠狱中自学——因而，当一再被法院拒之门外时，他思前想后，只想到两个方法：希望媒体或是网络可以帮助他。
于是，这个瘦削的人就坐在那里，絮絮地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经历。虽然对答如流，但他的神情却透着拘谨，最下意识的姿势是双手交握，眼皮略向下垂。怎么看也不似是一个标新立异、胆大妄为的人。然而他的行为，却令所有人觉得“疯狂”。
“你自己是一个罪犯，还说什么讨公道?”其他狱友不止一次劝他放弃。温流生自己也承认，监狱里比他有文化的人很多，有企业老板，还有教授。如果监狱存在违规操作，肯定有人比他更清楚。
那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其他犯人像他那样，多年来一门心思想着收集证据向监狱索偿?——因为每个在监狱呆过的人，都知道个中的困难。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状告监狱的念头?”温流生认真思索着，“那就很早了，只是一直到几年前才有收集证据的机会。”
“要知道，我第一次迈进看守所时，才15岁。”那一年是1983年。“83年严打”注定会是中国法制史上跳不过去的一年，“从重从快”使得那一年的严打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集中惩治犯罪行动。温流生说，他同县的一个朋友因为偷窃被抓，而在“严打”氛围中，当地公安部门有个惯例，凡抓到犯事者，一律严刑审讯，直到其供出同伙为止。这个被抓的少年可能只是单独犯案，但经不住刑讯，只好随便“供”了一个人。
于是，温流生莫明其妙锒铛入狱，蹲了一年看守所。“家里也不敢上诉，当时一上诉肯定是加刑的。”直到1985年出狱，“严打”风渐渐式微，父母才开始为温流生申诉，最终，江西瑞金法院给他发放了无罪改判通知书。
拿着改判书，温流生曾一度乐观地以为，这次无妄之灾只是人生的小插曲，自己很快又能回复正常生活。却不料，他的人生道路已彻底偏轨。
牢狱半生
“刚出狱，就有同狱的大哥来找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去作案。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我不是犯案入狱的，我应该回到学校去。”然而他想不到，年前考上的那所高中不要他了，校长斩钉截铁地说，判了刑的学生一定要开除。
父母拿出了法院的改判书，学校依然不松口，要他们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则推说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说了算。
“我至今还记得继母拿着我的改判书，跪在那个副县长面前流泪哀求的场景。”最终，温流生还是没能回到学校。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有一个污点，所有大门都会在你面前关上。”学校不要，工厂不要……接连碰壁后，他想到参军。但看着他的改判书，部队政委为难地说：“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正因这样我们更不能要你，怕你怀有报复心理。”
“听完这句话，我真正萌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我明明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得到这样的对待?”当那些狱友惯犯再来找他时，怀着满腔愤恨的温流生说：“要么不干，要干，就偷那些当官的。”7个月后，他因为进入县政府宿舍盗窃，获罪被判8年，再次入狱。那时是1988年。
对这次犯案入狱，他并不是没有反思和后悔。然而命运往往如此，一念之差，就是另一种人生。1994年减刑释放，几个月后，他又因“偷窃摩托车罪”被重判入狱6年。
“这期间，监狱里的‘南昌帮’向我挑衅，我跟他们打了一架后，被拉到禁闭室要加刑，我逃跑被抓回来，加刑10年半。”
一来二去，今年出狱时，温流生已是41岁，人生大好的青春年华过半已逝。他略带神往地对记者道：“我并不是什么天生的罪犯啊!如果不是那一次意外的冤狱，如果出狱后可以回到学校读书，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
高墙之内
几年前，他开始花大量时间在狱中钻研法律。“就因为不懂法，当年才会一念之差毁了自己的人生。”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只有强迫自己学习和相信法律，才能抵制继续堕落的诱惑。
他至今还记得刚入狱那一天，自己莫明其妙就被十几个老犯人围着“教训”了一顿，那一顿打使他足足蔫了好些天。后来他才知道，这叫“杀威棒”，除非你有钱有权或者有关系，否则每个新犯人都逃不了。
为此，温流生给记者看了手头上的大量证物，他认为这些物证可以证明所在监狱存在不少违规操作，“如果连负责教育犯人的警官们自己都不能做到依法治理，那么要犯人怎么下决心改过自新?”
监狱里犯人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监狱大多采取犯人自治的管理模式，内部设有“犯人自治委员会”。但是，在长期的自治管理模式下，一旦警官乐得清闲，习惯性地把太多管理执法权及其他分内的工作交给“委员会”完成，所谓的“组长”很容易就会因权力过大而发展成为牢头狱霸。
“在我们的分监区，一直都是‘组长’管理考核犯人，权力仅次于分监区长。而当‘组长’看你不顺眼时，被人打-一顿是很正常的，类似‘躲猫猫’事件并不稀奇。尤其家里有点钱的，往往被折磨得更惨。时不时给你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