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互补性在翻译思想中的体现
时间：2021-04-08 16:04: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翻译研究中，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并非只能成为非此即彼的指导原则，而是可以形成有益的互补。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并不彻底，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发展和突破了后者。这种先天联系规定了它们在有效指导翻译研究中的互补作用。
关键词：翻译研究；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不彻底性颠覆；互补性选择
中国古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虚实形成互补。仔细对比，西方语言学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与中国古代“虚实”互补理论不谋而合。结构与解构之中恰恰就蕴含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哲理，当大家还可以对结构主义勉强做一个定义的时候，解构主义就很难用定义来概括，人们甚至不能用“解构主义”是什么这样一个具体的格式来说明它是一个什么理论，什么方式，而只能勉强说它不是什么，因为解构主义涵盖的方面太广，任何一个有形的定义对解构主义来讲都是一种束缚。在翻译研究中，解构主义标榜的翻译观在其消解、论证和建构的过程中又融入了许多结构主义的思想和灵魂。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有不彻底性颠覆。
一、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结构主义是以语言为本的，实施等值翻译理论，把翻译升华到文体论的范畴，使等值成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种模式。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结构主义翻译者将等值观念作为其毕生的追求，因此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学由此变成一门被认可的独立的学科。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对前者有继承的成分，也有不彻底的颠覆，但最重要的就是颠覆之后重构。解构主义不是单纯的打碎结构主义所崇尚的“结构”，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将其重组。解构主义的核心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只看到其破坏性而忽视了其建构性。因为解构主义被错误片面的理解，人们就误以为所谓的解构主义就是暴力的破坏并摧毁一切的结构，甚至以为解构主义完全替代了结构主义，但实际上，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有继承和突破，它们可以理解为是硬币的两面，具有互补性，有的学者更形象的称二者的关系为“断裂与联姻”，二者都是源自索绪尔的语言学，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寻找文本的意义所在，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方法大相径庭。结构主义者们试图找到一个恒定的模式基础，然后在上面建立起文本意义的权威解读中心。而解构主义正好是要破坏这方面的一切，摧毁原有的结构基础，使文本结构变得无序错乱，意义悬空。前者对形而上学的不懈追求，后者则是对其的消解和反叛。二者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共存并刺激对方不断发展。
由于结构主义过分强调作品内部各个成分之间联系的固定性，就使得作品的一维性即它的历史被忽略，结果就引来了诸多批判。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的抗争中，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无中心反中心，以书写抵抗言语，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异代替同一，以缺席代替在场，以游戏攻击缜密系统，显示出自己的特征。[1]客观的说，解构主义思潮是在结构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并对其有质疑色彩的新理论，它是结构主义思想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它不仅继承发展了结构主义，更是对其的创新和突破，但是这不意味着结构主义的死亡。德里达就说过：“为松动形而上学而舍弃它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外在于这个历史的语言-----句法和词汇；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解构命题都无不准确地掉进其旨在驳斥的形式、逻辑和暗含的假设中。”[2]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这是德里达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总的裁决）的迷雾笼罩着自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的所有传统。在解构主义者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已经无可避免地浸透到我们思想的骨髓，整个大的系统已成定局，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在传统的格局内多了一些小小的变动，我们已经毫无办法，更不用提什么变革传统了。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逃不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虽然表面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通性，解构是对结构的创新和突破，有内在的继承和延续的关系，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是不彻底的。
二、两种“主义”在翻译思想中的互补性运用
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突破，这也就决定了在翻译实践中不可偏废其一，二者的地位应当是并重的。结构主义使我们从主观走向客观，通过对客体的分析，认识其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从而更好地掌握认识对象，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活动。而解构主义激活了译者的想象力，丰富了翻译的内容。它提倡翻译中的开放性，破除单一的弊端。开放性是多元性的前提。但是我们看到解构主义对非理性因素的过度夸张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解构主义对非理性因素的过度张扬在赢得光辉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尤其对“信”标准的摧毁与破坏使得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翻译也失去了意义。“因为非理性是人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等因素，它们具有先天性、潜在性、非逻辑性、无绪性，它们如不为理性所约束而得到放任，便会产生破坏性”。[3]所以解构主义也有其天生的缺陷。“忠实”是译者对原作者必须承担的责任。结构--解构，两个看似矛盾的理论，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没有结构就无所谓解构，没有结构也就没有多元化，因此结构与解构应当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在翻译实践中，如果忽视了二者的关系，盲目的偏信其中任何一方，翻译学就会走向极端。郭建中也认为。“解构主义关于意义的不定性及译文与原文关系无相似性的论点，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4]
结构主义在被解构主义拆解之后，实践就进入到了尴尬的境地，无结构的语言学就如同没有骨骼的人，单单一副皮囊支撑不起完整的生命体系。于是解构主义者们费尽心机拆解了结构之后，还要劳神费力的建构。可见已遭学术界炮轰多年的结构，还是语言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原作者的地位可以被撼动，但是在原作者意志很明确的文本里，诸如法律，科技，合同等文本里面，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口译实践中，原作者的意图是要被充分尊重的，译者不可以任意的拆解原文的结构，更不可随意的掺入译者的感情色彩。在这类非文学类翻译中，原作先于、独立于译作而存在，译作后于、依附于原作而存在。因此，寻求最接近原文的对等应成为结构翻译的中心任务。这与文学类的翻译明显不同，情感是文学的生命，对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作品情感的一次“增补”，这种情感的再丰富不仅无伤原著的灵魂，反而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看到，被翻译得越多的作品，其生命力就越旺盛；很多不被世人关注的原作，一经翻译马上声名鹊起，甚至成为经典。译本使原著得以生存下去。 因此解构主义翻译将译作看作原作的来世，“延长了的生命、持续的生命、继续生活下去，来世”，翻译的目的在于延续原作的生命。[5]从这个角度讲，解构主义翻译观更适合用于文学类翻译。在不同时代，阅读和翻译原文都要受到不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都打着不同的历史时代烙印。对文本的认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文本意义的固守也是不现实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大胆地鼓励译者扩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这种想象与联想的方式更适合于人文科学，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运用自己的想象，超脱原文的限制，对原文进行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