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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对共产国际最初的反弹

    时间:2021-03-24 20:09: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为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需要强有力的外援,经过再三呼吁和奔走,1923年初莫斯科从称赞陈炯明到采纳越飞和马林的建议,决定不再援助中国任何一派图谋私利的军阀,而只援助国民党。5月1日时在日本热海的越飞通过马林告诉孙中山,苏联政府向他“提供200万金卢布,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还准备协助国民党“利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的省份建立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一批批苏联顾问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要把“广东这块净土做成”革命的“策源地”。 一方施援,一方受援,二者本应和谐相处,但是国民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却远非如此,这个“受援方”不时做出反弹。本文介绍的仅仅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短暂时期围绕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起动而产生的貌似表面的冲突,莫斯科一方意图在华南输出苏式共产主义革命,想方设法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而孙中山则强调“只言组织,莫谈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初现不睦,枝节横生。
      一、军事行动与国民党改组计划孰先孰后
      最早对共产国际做出反弹的是孙中山。那是1921-1922年之交,孙中山在桂林对马林说苏式共产主义在中国“扦格不通”。1922年1月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不止一次批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反唇相讥。1922年4-6月间,孙中山针对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宣传,建议后者辟出一块地先做共产主义试验田等等,都是婉拒苏式共产主义,但那仅仅是小范围的,1923年1月27日上海《大陆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开宗明义载入苏维埃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算是公开表态,但此前的会谈依然都在小范围内,领导层面上。随着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双方分歧日益明显,国民党的反弹在党内呈现扩展之势。
      共产国际通过种种途径迭次催促孙中山开始党的改组活动,而孙中山眼中第一要务始终是清除“心头之患”的陈炯明。马林力图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把苏俄建党的模式和经验搬到国民党内来,甚至在1923年7月两次赴前线拜访孙中山劝其停止军事行动,均失望而归,相反,孙中山迭次催促苏联兑现其承诺的援助,强调的是先全歼陈炯明部结束军事行动后就开始国民党改组。另外,一些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如廖仲恺,对共产国际时时把党抬出来插手人民运动的做法并不赞成。
      共产国际决定向国民党提供援助的前提就是国民党必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因俄共(布)非常担心孙中山过分注重纯粹军事行动但忽略组织准备工作,这一点也是当时共产国际与苏俄代表同孙中山接触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以左派自诩的萨法罗夫、吴廷康等人认为国民党在军阀间纵横捭阖,所以在中国“既应当反对其他督军和军阀,也应当反对孙中山”,靠国民党开展什么苏俄意义上的政治工作是“无稽之谈”。所以 莫斯科希望中共尽快掌权,这种情绪得到中共大部分人的赞同,1923年6月中共三大前后,一些共产党人想建立一个“更好的党”以取代国民党。《向导》周报跟踪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在马林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时期(1922年-1923年7月)实行的是“革命的机会主义”策略,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时时批评之。国民党人对此不仅有敏锐察觉,孙中山甚至愤怒地对马林说,国民党不容批评,否则宁可不要苏联援助。他还严厉地表态:如果陈独秀继续在《向导》周报批评国民党,那他就要把陈开除出国民党。马林的策略失败,悻悻离开中国。
      二、苏俄道路与三民主义之争
      1923年10月6日,M.M.Бородин(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庭)到达广州,他是苏联驻华特命全权代表Л.М.加拉罕的助手,加氏驻北京,鲍罗庭以秘密身份配合加拉罕,面对的是未经国际正式承认的事实上的南方政府,这一南一北的使者再次体现出继马林、越飞搭档后苏联对华双管齐下的外交布局。初期,孙中山与鲍罗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至于联俄,孙中山多次阐明其原则:借用苏俄“办党的经验”帮助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邹鲁的记忆更加明确,孙中山说:“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之情感,采取苏俄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孙有句名言是“非言主义,乃言组织”。他把俄共(布)的一党专政和党国体制视为其政权和建国的楷模。鲍罗庭到来后国民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很快有了起色,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立和上海执行部的成立便是开端。
      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给鲍罗庭发了委任状,任命鲍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第二天即10月19日便电上海国民党事务所,称已经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通过孙伯兰(洪伊)催促李大钊到上海会商有关事宜。24日廖仲恺、邓泽如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具体问题。紧接着,25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邓泽如、 廖仲恺、谭平山、孙科等9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些机构的人员组成表明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意味。三天后,该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成立,廖仲恺奉派前往组织之。国民党党章、党纲的起草,办理分部登记等工作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党内外互通信息,整合了原有各宣传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的创办,及时传达党内外对党务的意见,为克服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的状况提供了硬件保障。世界新闻社改为国民党的通讯社,由汪精卫、胡汉民和共产党人瞿秋白主持编辑的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党报,传达党的声音。上海大学作为国民党自己的党校。1923年11月25日发表的《国民党改组宣言》告诉世人,该党“欲起沉疴,必赖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国民党欲担负此使命“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 孙中山要求“一方面要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而国民党“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
      然而就在汲取苏俄的什么经验,宣传什么主义等问题上,爆发了国民党人对共产国际最初的反弹。孙中山知道,党内对苏式共产主义心存异议者为数不少,为安抚他们和维持党内团结,而反复说明国民党的主义与苏俄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只因“未有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称赞鲍罗庭“气魄厚,学问深……吾党要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他不想因“主义”之争而使莫斯科不快乃至影响苏俄承诺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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