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时间：2021-03-02 08:02: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人民大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及其研究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的推动。
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解放》就发表了“从贤”的（应为笔名，真名无从考证）《现阶段的文化工作》和李梨初的《十年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两篇文章，部分和初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议题。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式提上日程，毛泽东发表《论新阶段》，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即应对抗日战争危局，激发全民抗战热情的民族化；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论争下的大众化；总结中国革命斗争与胜利经验的中国化，三者不可或缺。
当时，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学者在其中贡献颇大，其中首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该书认为，“通俗不等于庸俗，在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之外，还要提倡大众哲学”，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除了艾思奇之外，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任教或求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专家还有何干之、范文澜、李培之、李凡夫、陈唯实等人。何干之著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分析中国独特的社会性质，在当时影响很大。范文澜是与郭沫若并列的史学大家，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较好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扛鼎之作。陈唯实主要讲授辩证唯物主義，李凡夫教授政治经济学，李培之讲授马列主义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也经常到学校讲课，这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课程设计上，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色。陕北公学时期坚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其中普通班的课程包括“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四门课，高级研究班（高级队）的课程增加了“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又逐步增加了“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相较于陕北公学的国防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华北联大更加重视政治大课，其开设课程包括“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近代革命史”，后增加“群众运动”“基本政策”课程。华北联大还重视教材的编撰，先后编撰成《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论共产党》等教材。在华北大学时期，办学方针逐步从国防教育、平民教育向干部教育和正规教育转变，以第一部短期政治训练班为主，第四部研究部为辅，课程仍旧是“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政策等。
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大学及其前身是我国最早开始马克思主义系统化教学与研究的高校，也是最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教育实际相结合的高校。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人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仿效苏联大学模式，以之前的华北大学为基础，在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亲切关怀下，在吴玉章、成仿吾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费预算占教育部全年经费预算的20%；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研究生200人，而北京大学等14所高校招收研究生仅200人；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召开，其经验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民大学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前成为教育部首批确定的六所重点大学之一；到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研究生5，113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中，共招收研究生23，375人，毕业仅16，397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后，仿苏联模式（最多时有98位苏联教授在学校授课），取消院级建制，建有八系、四十一个研究室，采用“习明纳尔”课堂讨论方法、口试、四级计分制、生产实习等制度，举办科学讨论会，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母机、师资母机、教材母机、制度母机和理念母机。
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是民国教育、近代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换的基地；另一方面，她又是苏联教育模式改造美式、英式、法式、德式、日式教育模式的窗口学校；此外，她又继承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的遗产，围绕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方向，先后将国防教育、平民教育和干部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培养万千建国干部，实现从救国、建国向强国的转变，从而成为“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
在全国高校中，中国人民大学最先开设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专业，最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政治理论课确立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师资培养方面，学校开办才四年就有1，158名研究生毕业，其中767人先后在全国210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和各相关专业主讲教师以及教研室正、副主任。到1956年，几乎所有高校都有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政治理论教师。马列主义研究班，开办七年就培养了2，500多名研究生，很多人成为各大高校、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及政治理论研究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如郑必坚、滕文生、孙尚清、蒋学模、吴树青、黄楠森、萧灼基、何建章、朱佳木、朱作霖、胡福明等。在教材方面，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专题言论摘录》《马克思论报刊》《毛泽东论哲学》《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共产主义》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都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意义。
作为一所以“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著称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围绕立德树人工作，解决好“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议题，锻造了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吴玉章先生的语言学研究、成仿吾先生的文学研究、范文澜先生的史学研究、艾思奇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思敬先生的法学与哲学研究、吴景超先生的社会学研究、李景汉先生的社会学研究、刘铮先生的人口学研究、方生先生的经济学研究、陈先达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罗国杰先生的伦理学研究、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刘大椿先生的科技哲学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谢无量先生的文史哲与经学研究、缪朗山先生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研究、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论研究、戴逸先生的清史研究、李文海先生的灾荒史研究、王思治先生的清史研究、冯其庸先生的红学研究、方汉奇先生的新闻史研究、甘惜分先生的新闻学理论研究、邬沧萍先生的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研究、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研究、宋涛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黄达先生的金融学研究、高鸿业先生的经济学教育研究、许崇德先生的宪法学研究、郭寿康先生的知识产权法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曾宪义先生的法律史研究、何干之先生的革命史研究、胡华先生的党史研究、彭明先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高放先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等，大家辈出，成果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