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版图变迁看“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未来
时间：2021-02-27 04: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未来，将有三股看不到的力量影响甚至决定新一轮城市化的走向。那么，一线城市中，谁将是赢家？
一线城市的房价经过过去十多年的飙升，已经锁定在一个高位。但你必须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尚未完成。
未来，将有三股看不到的力量影响甚至决定新一轮城市化的走向。那么，一线城市中，谁将是赢家？
第一股力量是市场。中国的“普遍城市化”已走过高潮，二三线城市住宅库存高企，而“大城市化”方兴未艾。未来，生产要素将继续向东部沿海集聚，当中国人从农耕走向海洋，一线城市中将有重量级的航运枢纽脱颖而出。
第二股是全球化的力量。英国脱欧，欧洲小国的市场割据和恐袭的不确定，将成为欧洲经济的定时炸弹，而太平洋两岸将成为新的增长极。中国的一线城市，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将自己接入这一轮新的跨国增长浪潮。因此，高效连接亚太经济带的航空枢纽呼之欲出。
第三股力量最为关键，它是城市的创造力。一座城市会拿出什么样的策略来对接以上两股力量，推动自己成为新一轮“大城市化”的赢家。显然，唯有创新。一个城市必须成为科技创新型枢纽，积聚最好的人才、最顶尖的技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资本，才能最终胜出。
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中国一线城市的“又一轮洗牌”，输家将难有翻身机会，而赢家更加一骑绝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政经第一城”的北京、承载外资旧梦的上海、年轻的深圳，以及低调务实的广州，一线城市必然根据自身禀赋的不同，选择各自的道路。
广州选择了“建成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战略，这是新时期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选择，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责任。
这一城市发展战略的历史性选择背后有何创新和深意？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数百年来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以来，世界经济版图的变迁。
海洋时代需要航运枢纽
谈中国一线城市的未来，必须回到中国历史的最深处。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迁徙史。
历史上，在华夏主体民族形成之后，中国人曾经历过两个方向的大迁移。先是由西向东，再由北向南，这种迁移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出于人口的生存需要—比如躲避战乱，背后也有生产力和技术条件进步的推动。
松软的黄土、茂密程度适宜的森林、源于雪山的拥有稳定流量的河川，它们都非常适合原始技术条件下的农耕和渔猎，因此中华民族最初的生存地是在西北黄土地带。非洲、南美洲之所以无法诞生媲美四大古国的文明，很大程度在于这些地区的河流，比如尼罗河、亚马逊河，其流量受雨水影响大，不稳定，所以无法孕育和集聚发达的文明。
随着青铜、铁器先后使用、农耕技术的飞跃，以及人口的增加，中国人开始东迁。帝制王朝或者分裂时代，除了将长安作为首都外，很多政权都长期将洛阳作为“东都”，这背后都是人口和经济东西转移使然。
然后是南迁。历史书对于中国人南迁的描述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最后，经过长期的东迁和南迁，在中国人进入工业时代之前，农耕的中国在版图上形成了一条“胡焕庸线”：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45°），线东南半壁的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
但随着中国人进入工业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进入了另一次大迁移。这一次迁移的方向，和以前两次方向相似，但目的则更加明确—面向海岸线，特别是向集聚着大工业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三大沿海发达地带迁徙。
人口的大迁移也形成了中国城市地位的更迭。在农耕时代，以及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只能被分为两类，即首都和非首都。
首都自然不必说，它是全国所有资源的中心。地方治理基本上是根据中央安排“画地而治”，而地方城市的形成，也并不是生产要素自然积聚的结果，而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过程的副产品。
在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形成模式开始发生本质转变，过程变得更加市场化。北上广深成为了中国的“一线城市”，这里集聚着中国最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最好的企业群体，以及最具雄心的年轻人。
大城市化还将继续。横向对比来看，日本的三个大都市圈集中了将近70%的总人口，生产了全国74%的GDP。而中国，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曾说，按照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模式，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未来人口达到5000万也有可能。
经济学家的话只是一种对大城市化的善意估计，未必成真。但中国的“大城市化”的确还有空间。从本质上讲，新一轮“大城市化”，也是中华民族从一个农耕民族迈向工业民族，从内陆时代迈向海洋时代的过程。因此，成为国际性的航运枢纽，这是赢家的必然选择，而广州基础优越，必须当仁不让。
全球化时代需要航空枢纽
2016年6月16日，中远集团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中远集团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是全球海运散货第一大船队，航线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港口。
一家公司成立是个“小事”，无需大书特书，但它却暗示着广州的大未来。作为一座曾经的“海洋城市”，广州正在恢复它昔日的荣光。
乾隆年间，清政府把广州作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 中外贸易在清政府指定的“十三行”进行。不过，这并非广州真正的荣光。历史上，广州作为中国的大港，是“自然选择”而不是中央政府“特许经营”的结果。
隋唐时期，广州便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但一千多年以来，广州、泉州、扬州、宁波（明州）等四大港口，仅有广州和宁波得以延续繁荣。
因为，除了战乱、朝代更迭和自然环境变化（比如水道淤塞）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对港口的需求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