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投资银行伦理陷阱与世界经济链式反应
时间：2021-02-26 20: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允许开展高杠杆和高风险业务,以摆脱久缠不散的经济滞胀局面。投资银行业,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通过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发展诸如杠杆收购、期货、期权、互换和证券化抵押资产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应运而生,飞速发展。有赖于投行业的级数式增长,金融业也成为了变化最快,最富有挑战性的行业之一。
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媒介,投资银行通过组织和参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交易,不但提高了市场资本的融通效率,也为自身积聚起令世人无比艳羡的巨额财富。在金钱的强大魅力下,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们纷纷涌向华尔街;其精英中的精英,又纷纷投入各大投行的麾下。凭借顶尖人才的卓越贡献,各大投资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日益坐大,甚至拥有了足以形成市场剧烈波动的强大势力。
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如此为自己的行为作辩:“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投行的经营逻辑,与其恰恰不谋而合。伦理约束的缺失,使得投行逐利的本性成为投行经营动机的全部。诞生于缺乏监管的自由土壤,天生追逐利润的投资银行,理所当然地走上了充分运用其强大市场势力,牟得更多私利的道路。然而,在资本的零和博弈中,某些人的暴富,往往是以更多人的倾家荡产为代价的。在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某一市场主体的崩溃,往往经由错综复杂的资本链条,迅速向世界各大市场蔓延,造成大面积灾难。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各投资银行通过“阶梯技术”和“钓鱼技术”,使互联网泡沫疯狂滋长,最终造成2000年严重的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投资银行通过“债务信用凭证”(CDO)交易,把次级贷款的风险从美国房地产市场分散到全球金融市场中去,最终导致全球性金融风暴……投资银行通过搞垮对手,从中攫取暴利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2009年末,美国次贷市场引发的金融风暴甫平息,新一轮金融危机又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爆发。种种证据表明,投资银行的恶劣行径在这场危机中起着关键作用,贪婪的投行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投行是怎样制造这场危机的?这场危机为欧洲带来了什么?为世界带来了什么?一切都要从希腊加入欧元区说起。
希腊——欧元区“落单”的“差等生”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称《马约》)正式签署,其主要组成部分《货币联盟条约》,旨在通过发行统一货币等措施,在欧盟内部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和真正的统一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的法定货币。截至2009年,欧元区共有16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德国和法国等经济实力雄厚的欧陆大国。欧元以欧元区各国国家实力的平均值作为发币的信用基础,由于区内有德法等经济规模庞大、财政相对稳健的国家作为强大支撑,欧元信用曾获得市场的较高评价,一度试图超越美元成为世界核心货币。在欧元的良好信用支持下,欧元币值相当稳定,汇率波动带来的溢价很低。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可享受低成本的融资环境。欧洲众多欧元区外的国家,为此强烈要求加入欧元区。争取进入欧元区的国家名单中,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发达国家—希腊。
凭借二战后二十余年的的“希腊经济奇迹”,希腊迅速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并跻身到欧洲发达国家行列。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归功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希腊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大力发展旅游业;大兴土木,大量拨款到城市基础建设;扩大军费开支,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大幅对法定货币德拉克马进行贬值,通过收取大量铸币税偿还政府的高额债务。城市基建和军备开支,需要大量政府支出的支持;为了维持一定的军备规模,政府的军事支出必然是长期而持续的。由此可见,“希腊经济奇迹”是以巨额财政支出为代价的,自此以来,高财政开支成为了历届希腊政府的传统。自70年代末以来,希腊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落后,在结构性调整上面临严峻的压力。为了争取以低廉的融资成本获得贷款,以加强政府干预,促进本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希腊政府在争取欧元区成员国资格上不遗余力。然而,《马约》中欧元区国家的准入条件,却成为了阻碍希腊进入欧元区的最大障碍。
希腊财政不仅具有高开支传统,其赤字与债务比例历年来也居高不下。高财赤,诚然是高开支的副产物;然而,国内异常猖獗的偷漏税款和贪污腐败现象,使得希腊财赤状况被进一步拉大。由于征管不善,希腊每年因偷税漏税而损失的财政收入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年度GDP的12%;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欧盟各国中,以希腊的贪污和腐败情况最为严重,公共部门耗费的公帑每年逾200亿欧元,相当于年度GDP的8%。财政收入来源无法得到保证,财政支出却异常高昂,这使得希腊只能通过大量举债作为收入来源,这就是希腊高债务比例的由来。
为了形成货币联盟良好的信用基础,各成员国在财政政策执行上必须履行一定义务,保持本国的财政稳健性,保证货币联盟的整体信用。因此,《马约》对欧元区国家的财赤和债务水平有严格规定:财政赤字必须控制于当年GDP的3%以下;负债的GDP占比必须保持于60%以下。希腊由于赤字和负债比例超过《马约》要求,在1999年,欧元区成立时未成功加入。2001年,希腊财政状况奇迹般地好转,财政赤字的GDP比重仅为1.2%,赤字和负债指标均满足《马约》指标,正式加入欧元区。实际上,根据欧盟后来的修订,相关数据先后被修改为3.7%和5.2%,严重偏离原水平。由此可见,数据显然遭到了人为修改,希腊涉嫌为了通过标准而故意瞒账。根据今年2月的官方声明,高盛公司,在这场“作弊”中担当着总设计师的角色。
高盛与货币掉期交易
1998年和199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别高达4.1%和3.4%,与《马约》规定的3%相距甚远。如上文论及,造成高财赤的因素包括高开支、普遍的腐败和税收制度的失败,三者均属于体制性因素,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完善解决。出于尽快加入欧元区的需要,焦急万分的希腊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各大投资银行。最终,高盛为希腊设计了“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以巧妙地绕过《马约》的约束。通过与高盛等十多家投资银行进行的“货币掉期”交易,希腊降低了政府债务比例,勉强得以加入欧元区。此后的几年间,借助欧元区的良好货币环境和欧盟的经济援助,希腊经济实现了持续数年的增长。
简而言之,货币掉期的运作原理如下:交易双方分别持有一笔货币,双方以约定的“虚拟汇率”兑换双方持有的货币,在到期日以同一“虚拟汇率”换回。双方仅交换了货币的所有权,货币的收益权和借贷成本并不发生转移。譬如,交易双方A与B,期初分别持有日元和美元,交易发生后A与B交换了货币,分别持有美元和日元。在交易发生直到到期日前,A可以获得由日元产生的利息;如果该笔日元是通过贷款获得,需要向债权人支付该笔贷款的利息。
该交易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刻意订立高于市场水平的“虚拟汇率”,投资银行可为希腊提供额外的贷款。这笔贷款是通过衍生品途径产生的,不计入希腊的债务总量。例如,希腊先发行一笔价值100亿美元的国债,再与高盛进行“货币掉期”交易。若该笔交易中,虚拟汇率设为1.20美元/欧元,则希腊政府可通过掉期交易,从高盛手中获得了84亿欧元的贷款;而市场汇率为1.35美元/欧元,即希腊通过发债所筹资金实际上仅为74亿欧元。显然,通过掉期交易,希腊获得了由高盛提供的额外10亿欧元贷款。希腊的实际债务水平由此被低估了10亿欧元。通过掉期交易,希腊共减少了23.67亿欧元债务。配合国内紧缩性政策,希腊成功将2002年财政赤字的GDP比重下调到1.2%,达到了《马约》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