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
时间：2021-02-25 20:02: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充分重视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重构“价值链治理”的问题，即要重视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被“俘获”与“压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时突围等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体系和治理结构，实现国民消费需求支撑下的、由本土企业作为“链主”地位主导下的发展，是新一轮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机遇中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战略选择。
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内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而且，当今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中国企业，往往同时处于几种治理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发展背景下，专业化市场和领导型企业是我国构建NVC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主要机制和方式。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基于NVC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优势在于它可以为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市场空间。而构建NVC时强调其中的领导型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基于NVC的“链主”，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关键词 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价值链 国家价值链 中国制造企业
问题的提出
如所周知，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说明中国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继续维持在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发展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也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结构“失衡”，尤其是难以纠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所发生的严重不均衡，而且由此导致在可能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的福祉进一步提升的同时，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抵制。
“十二五”时期我国扬弃过去实施的单一的出口导向转而选择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继续维持在“GVC底部”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攀升GVC高端的产业升级就是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摆脱主要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试图进行独立的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或者丢掉外需去开发内需，可能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有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中国在与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发展政策选择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比较顺利地出现了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据此我们认为，在GVC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
鉴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要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充分重视中国企业从被“俘获”和“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本文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
全球价值链下的高粗放性和弱主动性发展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GVC治理结构。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及其变化的需求，不仅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而且其表面合理的代工租金收益具有十分严重的“温水煮青蛙”效应，对中国制造企业产业升级进程产生强烈的“负向激励”作用。总之，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高粗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这一事实简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发展出著名品牌，难以开发出具有战略控制意义的国际营销渠道和营商网络，更难以具备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经常受到国外产业的纵向压榨和横向挤压，处于制造加工环节的我国的代工企业普遍面对研发和设计(被提高授权费或提高关键零组件价格)与市场网络、品牌、营销(被压低代工价格)两个高端力量的持续控制，造成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出现了“代工=微利化”的代工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制造被一些人认为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了一起，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和70年代香港、台湾和韩国制造那样，及时摆脱这种不雅联系，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市场形象，而且限制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第二，以低级要素嵌入GVC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抑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自主选择。从事国际代工的企业很容易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进入代工的路径依赖，即当这些企业开始转向GVC中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功能时，即走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驱动发展的高端道路时，只有少数企业获得成功的证据。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走出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经济转换发展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三，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不仅限制了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也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定位于GVC的低端，使我国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被东部地区压制在外向化发展的“隔离”地带，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问题。
第四，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和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这种发展格局，会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巨大的周期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丧失了技术追赶的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第五，为了解决国际代工企业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上的“脑体分离”问题，摆脱单一的“世界加工厂”的尴尬地位，我国在工业化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