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方案”:与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时间：2021-01-31 08: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72年，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大楼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尤其是主任办公的二楼，全都是部长们在转悠。
“冶金、铁道、机械工业、四机部、民航反正各个部门，都在我们那边转悠，拿着个黑皮包。”回忆起40年前的热闹场面，顾秀莲现在都忍不住笑。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全国人大的会议室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 的专访。今年75岁的她，身着合体的西服套装，神采飞扬，看上去只有60岁出头。为了这次采访，她特意细致整理了材料。有时，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秘书会马上出去核对，回来告诉她。顾秀莲对这个话题如数家珍，因日程安排紧凑，不得不结束采访时，还意犹未尽，屡次对秘书表示，应该约记者早一点来。
让部长们围着转的，就是“四三方案”。70年代初，顾秀莲调入国家计委，担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后又任计委副主任，亲历了新中国首次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的“四三（即总价值为43亿美元）方案”的制定。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风云际会的1971
1970年1月，33岁的顾秀莲从纺织工业部正式调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1969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全面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务院成立了计划起草小组，取代已瘫痪多时的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副总理李先念直接领导，余秋里任组长。一次，周恩来来到小组办公室，发现小组成员全是清一色的“和尚”。由此，纺织部精心培养的优秀青年女干部、劳模顾秀莲，被组织看中，调入计划小组。
5月，起草小组改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顾秀莲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顾秀莲进入计委可谓正逢其时。彼时，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巨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的坚冰。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人民“衣被甚少”、吃穿短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可能性。
顾秀莲证实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一天，派身边工作人员上街。这是他出巡时常用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这位工作人员在一家服装店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汇报说，为了买一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对此，毛泽东颇为感慨：买件“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当时大家都喜欢‘的确良’，实际上就是涤纶。‘的确良’的好处就是穿在身上很挺括，不会皱——当然现在年轻人都愿意穿皱的了。”顾秀莲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954年起，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布票制度。每年发多少布票，需要经过反复计算，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根据气候的不同，各地方的标准略有差异，大体上，成年人每人每年发布票16尺、18尺或20尺（一条枕巾约需票2尺）。
穿衣问题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棉花年产量一直徘徊在4000多万担的水平，纺织原料紧缺。顾秀莲告诉记者，当时为了解决棉花产量的问题，周恩来每年都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因为她在计委是分管轻纺工业的，每年都要参加这个会议。在她的家乡江苏南通，一个种棉花的女能手还当上了副县长。
而且，增产棉花还存在粮棉争地的问题。当时，在工业化国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已达到40%甚至更大。在中国，这个比重只有5.5%。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采，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从1959年的313万吨，提高到1972年时的4567万吨，不仅自给，还能有余。
解决千辛万苦买“的确良”的问题，已经成为可能。
第一个报告出台
1970年7月，原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和第二轻工业部正式合并为轻工业部，钱之光出任部长。周恩来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反正不能只靠棉花过日子。”
据顾秀莲回忆，李先念和余秋里曾称赞钱之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他走马上任后不久，就有了大胆的想法。
1971年下半年，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要搞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所需的技术设备，则可以从国外引进。
对此，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研究一下，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设备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化肥设备。
时值1972年1月初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分管轻工业部的顾秀莲找来该部与会代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请他向钱之光部长汇报，并要他代计委起草报告。
陈锦华根据指示，在部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
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进口总值为4亿美元。在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
计委将这一报告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华国锋和余秋里联名上报周恩来。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后来有人想挑“四三方案”的毛病。“那就查呗，我们有办法对付。一查，我们都是毛主席批的。” 顾秀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初步确定，把项目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设想建“三大化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后来，天津倚借大港油田的优势，想把原定在上海的项目抢过去。李先念最终拍板，在天津追加一个石油化纤厂。
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别由轻工业部合成局局长李正光和机械局局长王瑞庭负责，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
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由王瑞庭负责的考察组，于3月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在德国，她看到奔驰车在高速路上开到180迈。德国人从不迟到的守时观念，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英国，她发现吃饭时没有一个盘子是不吃光的。
“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我当时小一点，老一辈就更这么认为了，他们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幸福。” 顾秀莲说。
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
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点将，柴树藩从干校被调到外贸部，主持“四三方案”的谈判工作。
柴树藩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技术引进历程。
50年代，他任计委副主任，曾主持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1962年，他担任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名为新技术引进小组）组长，负责引进工作。但那时，主要西方国家都还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做生意顾虑重重，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文革开始后，这些引进项目完全停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