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独特视角写人的故事 很多编剧不会写故事

　　2007年7月，外文出版社委托加拿大作家李莎（Lisa Carducci）赴新疆采访。在新疆外宣办的大力支持下，李莎走遍了天山南北，采访了20多位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并直接用英、法文撰写。《这些新疆人》一书的英、法文版于2008年1月同时出版。
　　近日，在外文出版社的协调下，我们共同举行了圆桌会议，以《这些新疆人》、《这些宁夏人》的出版，就图书出版过程中如何靠近受众对象，使用受众熟悉的语言、满足受众的需求等话题进行了探索。
　　
　　时 间： 2008年4月10日
　　地 点：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309会议室
　　出席嘉宾： 《这些新疆人》和即将出版的《这些宁夏人》两本书的作者李莎
　　 外文出版社总编辑、《这些新疆人》英文版的审定人李振国
　　 外文出版社法文部主任、《这些新疆人》法文版审定人宫结实
　　 《对外传播》主编申宏磊、本刊记者周瑾
　　
　　
　　提到新疆，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了解得不多，外国人对新疆的了解就更少了，甚至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西方媒体鼓吹“中国威胁论”，人为制造所谓“东突”问题，对“新疆问题”歪曲报道，混淆了国际视听。民族宗教问题、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等对新疆的造谣污蔑更是阻碍外国受众对新疆的准确了解。
　　在面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下，选择外国人以他们的眼光和笔触进行写作，以写新疆人而见证新疆的发展，这比中国人或者新疆人自己写更容易使外国的读者接受。
　　《对外传播》：由中国人自写、自译的传统外宣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证明效果也不太理想。探索新的外宣模式成了外宣工作中面临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务。请问策划《这些新疆人》这本书有哪些追求？想在哪些方面突破？
　　李振国：首先是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提出的一个想法：是否请外国专家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这个想法与新疆外宣办不谋而合。于是，双方决定由一位外国人赴新疆采访普通人，并据此撰写《这些新疆人》一书。而当时正准备从《北京周报》法文部退休的外国专家李莎便成为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李莎：“呀，我是作家！”
　　（此话引起在座人善意的笑声。）
　　李振国： 外文出版社这一两年要出什么样的书，一直是我们在考虑的。在出版社内部交流后，大家普遍认为“要讲人的故事”，讲人的故事，让人感到亲切。放弃选择国内很多写书不错的中文作家担纲这部书稿，是因为中国人有固有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在文中说空话、套话，比如，新闻报道。而国外读者习惯的文章结构是倒金字塔式的，在第一句话中就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5个W要素。而中国人常用的文章结构是方砖式的，每一段都有自己的意思，很难说第三段比第一段重要。
　　
　　带着问题上路
　　
　　《对外传播》：选择外籍作家写作，并非任何外国人都可以胜任这一任务。他必须了解、热爱中国，愿意向世界介绍中国；他必须了解受众的心理，恰当掌握宣传技巧，不能让外国读者误以为是受雇为中国政府唱赞歌；他必须有亲和力，让被采访者接受；他还要能直接用英文、法文撰写，能摄影；等等。当年斯诺带着80个问号，在解疑释惑的同时，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现实。这是否是选择李莎来写作《这些**人》系列的原因？
　　李振国：其实，由外国人写中国、写中国人都不是新鲜事。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英国谋士林立（Lin-li）写的《太平天国》，以及老一辈中国通――艾黎、马海德、韩丁、艾培等写的有关中国的书，都在当时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尤以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影响最为广泛。但那些书虽有些已成为经典，随着时间变迁，不免有些过时。现在要反映新变化，必须找新的作者，写新的书。
　　选择外籍作者，外文出版社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决定选择李莎（Lisa Carducci）作为《这些新疆人》的作者。李莎在中国生活工作了20年，足迹遍布四面八方，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此前，李莎曾两次游览新疆，对这个地区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这次她欣然接受赴新疆采访的任务，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李莎具有包容开放的胸怀，坚持让事实说话，而不是妄加评论。在她的作品中，从来都不是一味地唱赞歌，既有正面描写，也有负面体现。
　　《对外传播》：《这些新疆人》一书的出版创造了出版社与地方外宣办密切合作，以外国人的视角介绍中国的新的外宣模式。通过客观公正的描述，让外国读者切实了解我国各民族的生活现状，以及民族宗教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人权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等情况。在策划、写作、出版《这些新疆人》一书时，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如果其他省市外宣办想模仿出书，有哪些经验可以学习？
　　
　　李振国：《这些**人》系列书有三个特点：一是书写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因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有独特的民俗风情，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受国外关注。二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反映社会的生活。三是书中最感人的地方，是解答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目前，我们面临下列几方面的困难：一是会写作的外国人并不多，二是有的外国人会写作，但是未必会按照我们的要求，特别是此类书籍要求政治上的自我把关。三是要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四是资金方面的问题。
　　
　　寻找特有的关注点记录感动的故事
　　
　　为了做好李莎赴疆的采访工作，新疆外宣办从采访对象的选择到采访线路的设置，从衣食住行的服务到随机采访要求的满足，都做到了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由于采访地域遍布全疆，跨度大，时间长（35天），李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翻译陪同，尽量满足她所有采访要求，解答她的所有问题，并帮助查找所需材料，如新疆的地理、历史、行政区划、地方特色等。
　　在新疆外宣办推荐的50个新疆人的采访名单中，李莎选出24个人作为采访对象，分赴全疆各个地州的城市、农村，通过走访田野、住农牧民家中，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甚至一起放羊，全方位了解新疆。采访的人中包括汉族、维吾尔族、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等新疆的少数民族；职业涵盖了民间艺人、手工业者、乡村医生、登山爱好者、野马养殖者、木卡姆音乐研究者等各行各业，通过深入采访，可以说李莎对新疆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较为全面的认识。
　　《对外传播》：通过作者自己的见解和角度去了解新疆，最后再用她的笔触去记录、去写作，这种全面的、完全自由的采访写作形式，没有任何限制的随意走访和感受，对于创作的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想要的。
　　李振国：李莎撰写的《这些新疆人》的英文版是我审的，我对书中一些地方的处理非常满意，比如，在几篇文章之后，李莎突然写道：“亲爱的读者，你可能会问，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不是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吗？为什么之前几篇文章的主人公都有三四个孩子呢？其实，独生子女政策是针对在城市生活的汉族的。”你看，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很自然地带出来了，而不是刻意地来选择一个专门的话题或篇幅来讲述它。
　　李??莎：我在中国已经17年，去过很多地方，对这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有些了解。为什么要选择讲这些地区老百姓的故事？国外的一些读者一听到新疆穆斯林，就联想起恐怖主义。说到宁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觉得是不是男人打女人，不尊重女人啊？少数民族聚集地有不少位于偏远地区，外国读者会好奇“那里是不是很穷？小偷很多？”
　　我每次写书，都会找一个方法让读者了解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从来不说“你们说的不对”，也不会用“我要告诉你们……”之类的用语。我要让书中人物自己的嘴巴说话。比如，我在《这些新疆人》中讲计划生育，一位维吾尔族的阿訇解释说，维吾尔族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如果三个孩子都是男孩，或者都是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我和这位阿訇聊天时，看到了他的三个女儿，我还拍下了其中一个小女儿的照片，她画眉时，眉毛彼此之间连着。阿訇告诉我，这表明她还是个没有结婚的小姑娘。这样的细节中国记者可能不会写的，也许他们没注意，也许他们看到了，但认为这是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从不在文章中花费笔墨来介绍它。
　　看了这本书之后，你会愿意和书中的人一起聊天，一起做饭，一起活着。
　　在采访中，书中的这些人虽然是普通人，但也是各行各业的代表，他们中有接受过中央电视台采访的，也有出过书的。见到我时，他们会拿出电视台采访时录制的光盘，或者书籍，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情况都在上面。我对他们说，“对不起，这个我不想看。我已经到这儿了，我想听你的嘴巴里说出的故事。”
　　听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是我追求的。当然，我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我去过10次宁夏，对宁夏的很多情况有一定了解。得知要写《这些宁夏人》时，我特别想去采访一位在沙漠里种葡萄的人。在沙漠中，种植绿树，培育水果，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你亲眼看见，是很难相信的。几乎每次去宁夏，我都愿意去看看那些沙漠中的葡萄，我觉得那是奇迹。可是，宁夏方面选择了一个葡萄酒公司的厂长来接受我的采访，虽然他们的葡萄酒很好喝，还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本书，但听他嘴里说着一串串介绍工厂情况的数字，一年要买多少个酒瓶子，挣多少钱时，我忍不住打断了他，我问他：“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采访，而你就在我面前，你能给我讲一个感人的故事吗？我能去采访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吗？”
　　《对外传播》：在《这些新疆人》第75－86页讲述了刘玉莲（音）的故事。她本人是甘肃人，汉族，因为家乡有人批判她父亲，她便跟父亲跑到新疆来，凭借自己仅有的初中文化成为村里的卫生员，最后通过自己的学习，慢慢成长为一名医生。她每个月工资400元，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村里谁有病都来找她，而她随叫随到。现在，在新疆的每个村都有一个卫生站，里面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助手。从刘玉莲的故事中，我了解到乡村地区的医疗情况和卫生条件。但如果你直接写“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没人看。
　　李??莎：我和这些采访对象成了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还相互联系，经常通电话。这张照片里，你能看出我们在讨论什么吗？
　　（左图里，在一位哈萨克族大夫自家的庭院中，李莎揪下一朵西葫芦的花，问：你们吃这个吗？对方说，哦，我们吃西葫芦，它的花儿是不能吃的。李莎笑着说，我们用它拌沙拉吃。于是，两个人就讨论起如何吃西葫芦花儿了。这样的采访故事可能是中国记者没有办法经历的。）
　　李??莎：我在采访中对外国读者不感兴趣的内容就忽略不写。很多采访对象都得过各式各样的奖励，看见我来采访，就从柜子里拿出好几塑料袋的奖状和证书。哦，我不要看这些东西。我在中国就从不在自己的简历上写上“我曾经获得**奖”，以至于看到我简历的中国人问我：你得过什么奖吗？我说，那当然，我得过很多奖。曾经有一次，我将自己得过的奖项都列了出来，数了一数，有70多项，可这重要吗？外国人从不关心你得过什么奖！
　　
　　真实可信才是传播的最好根基
　　
　　正在大家为《这些新疆人》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时，宁夏外宣办提出邀请李莎到当地采访，时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外文社考虑到当时已经不是宁夏水草丰茂的时节，担心拍摄出来的画面不好看，寒冷的天气让李莎不适应等不利因素，但是李莎还是一过完春节就出发了。对于外文出版社的担心，李莎说：“如果这是一本讲旅游的书，也许树不绿、花不红会有影响，但这是一本写人的书，无所谓。”
　　听了李莎的话，让我们感到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心态，造就了《这些新疆人》、《这些宁夏人》真实、自然的效果。
　　
　　为什么策划《这些新疆人》、《这些宁夏人》等这套少数民族自治区系列丛书？一是地方上需要，他们有热情；二是符合外文局“图书走出去”的追求；三是这样的书是卖得出去的书。李振国说。
　　宫结实：李莎的文字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她描写的人物也不是“高、大、全”的，但是每个人都让人感觉是那么活生生的，是真实的。
　　李??莎：我曾经问过新疆外宣办副主任，新疆的小偷多吗？因为在北京我自己的手提包曾经被新疆小偷偷过，所以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说“没有”是和实际不相符的。这位副主任回答我说，虽然“不能说新疆的小偷比别的地方多，但是我们却承担了这个坏名声”。
　　李振国：去年一年的时间里，我去过新疆两次。在新疆，你感觉不到任何不和谐的东西。新疆是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有55个民族之多，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们都非常朴实。哪个民族都有好人和坏人，因为在新疆本地感受到的朴实和在北京的一小部分新疆人给人留下的恶劣印象反差太大，所以我们开玩笑说“新疆的小偷都跑到北京来了”。
　　李??莎：在新疆，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有一次，我和司机还有陪同人员在车里，一辆警车让我们停下来，那个警察一开始跟我们讲汉语，因为他看见司机和陪同人员都是汉族人，当他看见我之后，便和我讲维语。哈哈……我说，我不是维吾尔族。警察疑惑地问：“哈萨克族？”“不是，我是加拿大族。”“哦，你真不像。”听到这话，我太高兴了。
　　外文出版社所在的这条街道上有一家新疆小饭馆，我曾在喀什买过一副手工耳环，不小心弄丢了一只，我拿着剩下的那只耳环找到那家餐馆里一位来自喀什的服务员，请他帮我再配一只一模一样的。他请朋友去找，但没找到。他准备自己回家的时候帮我去找，说“一定能找到”。说话的时候，他喊我“姐姐”。这种感觉……就像我在《这些新疆人》结束语中写的那样――“维吾尔族总是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并用维吾尔语与我交谈。这个场景令我欣慰，并使我的无所归依的伤痛得到抚慰。”对，就是这种“归属感”。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采访自由，没有不让我去采访的地方。在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不能去”、“太远了”、“太辛苦了”之类的话。即使有些地方遇到水阻断路的情况，那我就放弃汽车，想其他办法去目的地。
　　《对外传播》：外国人关注的问题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第一高人结婚的消息发布后，外国记者问的问题是“他们睡多大的床？”“他们怎么接吻？”“他们上街时要牵手怎么办？”这些问题乍一看很简单，但却是真实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同时又被人忽视的。李莎在做《这些新疆人》一书时，有没有这种“外国人的思维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
　　宫结实：编辑《这些新疆人》时，我就发现李莎的语言非常平实，不是采用华丽的词句，但一般读者看完这本书后，就了解了新疆的各个方面。这本书不是罗列统计数字，也不是展示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李莎关注的地方虽然细小，但感觉是真的，李莎不回避采访中感受到的小毛病，但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仍然不能掩盖“中国目前社会状况整体进步”的现实。
　　在外国人眼中，新疆存在民族问题，但从李莎的书中，感觉到新疆人民特别随和友好，像哈萨克族人的家里总是预备很多床被褥，他们愿意来往的客人都住在自己家里。这些内容都不是宣传，但效果非常好。
　　补充一句，在李莎赴新疆采访期间，我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保持联系，随时解决问题。因为《这些新疆人》是用法语直接写作的，因此在编辑过程中，无论是李莎还是我们都对内容严格把关，核实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的拼写，尽量避免有和事实不符的内容鱼目混珠。
　　李??莎：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作家上。我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一个好的采访中应该有哪些内容，也知道地方的情况。但我依然要问，让他们自己说。
　　《对外传播》：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外国人来写中国？李莎的关注点和中国记者有何不同？在编辑、审阅这些书的时候，给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宫结实：中国记者通常从大处着手，李莎则从细节入手，主动和人沟通，让人自然讲出故事。
　　李??莎：我来讲一个故事，我采访一个维吾尔族人开的饭馆，有两个工人每天在饭馆开业前，提前两个小时打扫卫生，擦玻璃、扫地等。当一位姑娘正在擦玻璃的时候，发现我在照相，于是就往旁边挪了挪，我对她说：“别动，我要把你拍进去。”她很不理解，她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她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擦玻璃，可是，我觉得我在写一个饭馆，对于饭馆来说，卫生本身就是第一位的，因此，拍摄擦玻璃是“很重要”的。但我想那位姑娘，她可能从来没有被中国记者拍过照。
　　
　　让策划人构想与作者笔触紧密结合
　　
　　“加拿大是我的第一祖国，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我愿意为祖国服务。”“当我维护中国时，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是对的，我坚信这一点。那些辱骂中国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采访中，李莎拿着自己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认真地说。“我1991年第三次来到中国，而中国收留我了。在这里，我看什么地方都是新的。”“之前，我总喜欢说‘我的身体在加拿大，我的思想在意大利，在中国，我感觉它们都在这里。’”
　　“愉快比不快乐的多”，“我不怕累，真的不累”，李莎常常晚上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休息一个小时，再起床，开电脑，继续工作，因为“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事”。在新疆和宁夏的采访，外文社并没有派遣编辑或翻译陪同，只是让总编室密切保持同当地外宣办的联系，及时解决李莎遇到的问题。因此，李莎感觉自己很“自由”。
　　在交谈中，笔者发现，《这些**人》的策划者、外文出版社总编辑李振国对已经出版的《这些新疆人》一书可谓是了如指掌，李莎说到某一部分内容时，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将书翻到那一页，甚至连书的页码都能脱口而出。
　　《对外传播》：我很羡慕李莎做这本书，感觉做这本书的过程应该是非常幸福的。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让外国人看到真实的状态，策划人支持李莎的追求，两者的追求不谋而合。
　　李??莎：第一本书成功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也很喜欢做这件事，不用自己花钱，就可以游历新疆，同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时，我问外文社：“你们想要哪种书？”他们的回答是“写你自己想写的。”哦，这样我就舍弃了政治和经济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内容。
　　李振国：在长期做对外宣传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卖得差、传播效果不好的图书就失败在“政治性太强”上。因此，从一开始策划《这些**人》系列书时，我们就决定要“去政治化”，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描述那些自治区，这比起堆积数字要实在多了。对于外国人来说，上了百万的数字一般就弄不明白了。我在英国学习时，我的导师对我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老喜欢写‘增加了几百万’‘增长了百分之多少’？说实在的，我们弄不明白到底是多少。”
　　李??莎：“亩”是多大？“公顷”又是多大？我不知道。你清楚吗？城市里居住的人很少能明白这两个概念。还有，我经常看见外文书籍中出现“清代”、“明代”这类词，为什么不直接写“1668年”而不说朝代呢？至于经济发展问题，直接说“发展”或“没发展”就可以了，不要说“翻多少多少倍”“增长多少”之类的话。
　　李振国：西方媒体的宣传，总是把想讲的话隐藏在客观描述中，比如西方媒体对“3・14”西藏打砸抢烧事件的报道中所采用的3张图片，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宣传需要进行了剪裁和相关处理。而没有来过西藏，不了解西藏历史的国外普通受众看到之后，一定会相信西方媒体所说的话，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产生误解。只有了解背景、清楚事件的人才会明白西方媒体在貌似客观的报道中有多么大的倾向性。
　　我在美国留学时，曾到当地的书店仔细观察，美国书店中看不到长篇大论的宣传书籍，很多书名都是诸如《我的隔壁邻居》这样讲人的故事的书。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呢？既然是为国家服务，为什么要做成一本整个内容是宣传的、失败的书呢？当时，我的一位老师知道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为什么你们的书里老是居高临下地说话？你们想教训谁？”
　　此外，还有一些书籍在内容上没有考虑到受众的接受习惯，比如，我在审阅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此书是《中国文化与文明》中的一本）时，其中有一句：“火的出现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外国专家在有这句话的那页书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请我帮他解释这句话，我说，火没有出现之前，人类是吃野果和生食的，非常容易生病，因此人的寿命很短，而人类懂得取火之后，开始吃熟食，而且利用火打造了青铜器等工具，因此，才有“火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外国专家反问道，为什么不把这两句话加上？而只是单独地给出一句结论性的语言，谁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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