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意象性人名:亦舒小说在线阅读

　　摘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存在很多意象性人物名字，小说人物的姓名除了在作品中承担人物形象的符号作用外，本身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或者指示意义，这些意义一般是利用汉字的谐音特点或汉字的意义而生发出来的。这一类型人物多见于白话小说中的世情小说，他们一般充当的多为小说配角。从这些人物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态度，明显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情感。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叙事特征，是叙述者或作者直接介入作品的一种方式。小说中之所以出现意向性人物名字，汉字的独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戏曲的影响。
　　关键词：意象性；叙事；语言；戏曲；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1)02-0057-05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人物形象的姓名独具艺术特色。在故事情节还未展开之时，读者通过人物的姓名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或者即将发生的故事。由于中国汉字的独特性，直接利用字义或者谐音来给人物命名，并赋予其特定意象功能，利用小说人物名的意象性，传达给读者更多人物性格或者故事情节进展等多方面的信息。
　　小说中意象性人物名多是些小人物，而又以负面人物形象为主。朱一玄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人物谱》中将《红楼梦》中的清客列在一起，“(二十)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胡思来”，所谓的“清客”就是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知识分子，他们依附豪门，取悦主家，多为玩偶弄臣，而少真才实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众清客们一味对贾政逢迎，“老世翁所见极是”，“极是。非胸中有大邱壑，焉想及此”，以取得贾政欢心。曹雪芹给他们取名为“詹光(沾光)”，“单聘任(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显然是对这类人物的讽刺。不仅在《红楼梦》中，其他许多小说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巫仁(无仁)”、“贾仁(假仁)”(《隔帘花影》)，“屠才(图财)”(《赛红丝》)，“游守(游手)”、“郝贤(好闲)”(《金瓶梅》)等等。从这些人物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态度，明显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情感。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叙事特征，是叙述者或作者直接介入作品的一种方式。
　　叙述者借助汉字的特点，利用谐音的独特效果，将自己的褒贬等主观情感倾注于作品中的人物，使读者看到某个人物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主要性格。这实际上也是对读者的一种暗示，隐晦地传达给读者某些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使这些人物一出场就被扣上了带着标签的帽子，并一直贯穿小说始终。这类人物的主导性格一般是不会改变的，如《赛红丝》中的“屠才(图财)”就是一直围绕着他如何贪财而图财害命来塑造的。意象性人名缩短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代表的其实是作者的情感。作者在创作作品之初就已经赋予了某个人物所独具的性格特征，同时把作者的主观态度也赋予了这些人物，然后通过叙述者传达给读者。不论叙事视角如何变化，叙述者如何变化，意象性人物名所反映或者代表的作者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应该是不变的，其言简意赅地对人物做出了评价。
　　意象性人物姓名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谐音型意象性人物名，通过姓名的谐音传达特定的意义。这种意象性人物名又可分为两类。其一，利用人物姓名的谐音可以概括出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例如，詹光谐音为“沾光”(《红楼梦》第八回)；吴典恩谐音为“无点恩”(《金瓶梅》第一回)；权勿用谐音为“全无用”(《儒林外史》十二回)。其二，利用谐音能够隐喻作品的主旨或者人物命运。这种情况在《红楼梦》中表现尤为突出。甄士隐“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张新之评日：“‘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应怜”二字便隐喻了英莲(即香菱)的悲惨遭遇。另一种是意义型意象性人物名，直接可以从字面意义表达出此人物特征，甚至隐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如宁无知(《麟儿报》第四回)，“为人甚是尖薄，能言利齿，又倚着姐夫姐姐的势，便暗暗在外不务本分，游手好闲”，对于这一负面人物，作者给他起名为“宁无知”，就概括出其形象特征。再如《玉娇梨》中，吴翰林之女“叫做无艳，年十七，长红玉一岁”，“虽是宦家小姐，人物却只中中”。无艳，也就是不够美丽，正符合吴小姐的外貌特征。给小说人物取一个富有含义的姓名，成为中国小说的一个特色。
　　
　　一、源流考略
　　
　　意象性人物名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较早出现的是以汉字的意义来表达特定含义的类型。早在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就采用了意象性人名，将作品的主人公命名为“子虚”、“乌有”、“无是公”，司马迁《史记》对此评日：“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从字面上来看这三个人物都是虚设的、不存在的，借他们之口张扬本国风采、帝王气象，然而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夸大描写。这种虚夸铺叙出自三个不存在的人物之口，用以达到讽谏目的。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也取“非有”之意，暗指主人公是虚指的人物，并非实有，同样也有讽谏之意。唐代也有此类作品，如牛僧孺在其小说集《玄怪录》中的作品《元无有》中写到：“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主人公名为“元无有”，“元”与“原”同音，乃为“原本”之意，即“原无有”，也就是原本没有之事。《元无有》中叙述主人公元无有夜遇“故杵”、“灯台”、“水桶”、“破铛”所幻化的四怪吟诗之事，在现实生活中，此类情节是不可能发生的，明显带有虚构的成分。牛僧孺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告知读者这个故事并非实有，“元无有”既是利用了汉字的意义，也利用了其谐音效果。唐以前的小说，“发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意在自神其教”(《中国小说史略》)，以证明所写故事的真实性。到了唐代，出现了《元无有》此类作品，作者有意识地通过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来传达自己的虚构意思，可见其“始有意为小说”。利用汉字的意义给作品人物命名以达到特定艺术效果的意象性人物名类型，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寓言的影响。“寓”有“寄托”的意思，托辞以寓意，而意象性人物名的应用借用了寓言的修辞手法，通过人物的名字寄寓多层含义。唐韩愈《毛颍传》是一篇寓言式的小品文，其郑重其事地为毛笔立传，取名为“毛颖”，煞有介事地考证其先祖；毛颖的好友取名为“陈玄”，陈，即旧；玄，即黑，指的乃是墨，墨以年代久远为尚，因此称“陈”。通过给人物命名来暗示其本身特征，与小说中富有含义的人物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谐音型意象性人物名也由来已久，就目前所见材料可知，此种类型应晚于意义型意象性人物名。(《太平广记》卷四四九)记载“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胡”乃“狐”之谐音，小说 中狐妖的姓名往往被冠以“胡”字，以暗示人物身份来历。这种艺术手法的应用逐渐被后世文学作品所采用，越来越广泛地用于通俗文学作品之中，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艺术性。
　　小说与戏曲同为叙事文学，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演述同一题材的现象非常普遍。三国故事有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三国戏名目有《赤壁鏖兵》、《大刘备》、《骂吕布》等三国戏；水浒故事有小说《水浒传》，又有杂剧《李逵负荆》、《黑旋风双献功》、《燕青博鱼》等等多种水浒戏。另外还有包公故事、西游故事、西厢故事、八仙故事等等多种为小说与戏曲所同取的题材。由此可见，戏曲与小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两种文体，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借鉴性。
　　早在汉代就有了戏曲的雏形，《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孙叔敖死后，儿子很穷，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通过对楚王的规劝，孙叔敖的儿子得到了封赏。《英雄儿女传》四十回：“这些不经之谈，端的都从何说起?难道偌大的官场，真个便同优孟衣冠，傀儡儿戏一样”?这样在戏曲萌芽之初就带有了戏谑色彩。许多戏曲作品中都有几个负面人物被赋予了诨名，以表达作者对人物的好恶之情。《窦娥冤》中的“赛卢医”，“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借蔡婆的钱不还，还想谋害其性命，剧中并没有叙写赛卢医的医术如何高明，而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卑微小人。“卢医”指的乃是扁鹊，“《史记》曰：‘扁鹊生卢。’故日‘卢医”，“赛卢医”就是“赛扁鹊”，将庸医叫做“赛卢医”，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在王仲文的杂剧《不认尸》中，也塑造了名为“赛卢医”的人物，此人行止卑劣，专门拐人妇女，最后被拿到开封府法办。此外，《朱砂担》中的生意人“白正”，谐音“白挣”；《玉壶春》中的老鸨“虔婆”，谐音“钱婆”；《谢金吾》中萧太后的心腹“贺驴儿”，为一大奸臣；《看钱奴》中“贾仁”前世奢华贪财，今世不孝父母，不敬天地，有了富贵又欺压穷人，谐音“假仁”等等。在综合性艺术戏曲中，采用这种方式给人物命名，更易于在舞台表演中使人物的行为以及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这类人物一登台，观众就很容易从他的姓名中了解此人物的好坏，在观看戏曲时心中能有个大致的印象。戏曲中的此种艺术手法用于白话小说中，同样可以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增加小说的生动性。意象性人物名一般出现在明清时期的中篇白话世情小说中，此时的戏曲经历了杂剧的灿烂，南戏的辉煌之后，已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为小说艺术与戏曲艺术的相互渗透提供了条件。小说中戏谑性或反讽色彩人物名字的应用，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也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有时可以起到戏曲之“插科打诨”之效果。
　　从修辞学上来讲，意象性人物名的使用为“双关”的修辞方式。小说创作者根据汉语双关的独特性给人物命名，使读者通过人物的名字就能联想到多重意蕴，省去了很多笔墨。意象性人物名并不是简单的双关，它不仅能够“言在此而意在彼”，而且通过此人物名字的双关性点出其性格特征或者命运结局，甚至关涉到整部作品的主旨。意象性人物名借助双关的修辞方式，在整部作品中成为一种意象符号，在不同的故事情节中代表着人物的性格特征或者作品的意蕴和主旨。
　　
　　二、意象性人名的谐谑性
　　
　　明清的白话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性人物名，尤其是涉及世情的小说，意象性人物名的应用成为颇为普遍的现象。作为第一部白话长篇世情小说的《金瓶梅》，开了大量应用意象性人物名之先河，孟昭连先生在《谈(金瓶梅)中的人名谐音与成书》一文中，不完全统计的谐音人物名就多达二十三个。在这些谐音人物名中，很大一部分起到了谐谑的作用。以《金瓶梅》中的“应伯爵”为例，谐音为“应白嚼”，就是吃别人家白食的意思。也许读者在最初阅读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应伯爵”这个人物名字的谐音，但是在阅读过一些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就会有一定的认识。应伯爵最善帮嫖贴食，他无微不至地奉迎西门庆，在西门庆病人膏肓之时，应伯爵去看他，“西门庆道：‘你吃了饭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扬长出去了”，充分表现出了他的“白嚼”。仅仅一个人物名字，就包含了他的主要性格，随时围绕着这个符号性的名字为人处世，通过每处细微的言行将符合“白嚼”的情节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爱贪小便宜的小人形象便跃然纸上。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除了应伯爵(应白嚼)之外，还有“韩道国(韩捣鬼)”、“吴典恩(无点恩)”、“卜志道(不知道)”、“白赉光(白赖光)”、“孙天化，字伯修(不羞)”等，从名字谐音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帮闲身份，如同活跃于舞台上的一群小丑，几个名字就将一帮市井小民的特征勾勒出来。
　　继《金瓶梅》之后，谐谑型人物名的出现蔚为大观。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如《赛红丝》、《麟儿报》、《玉支矶》、《幻中真》等；另外《金瓶梅》的续书《隔花帘影》，《水浒传》的续书《水浒外传》以及《红楼梦》等，都有此类人物名出现。一般而言，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现大量谐谑型人物名的并不多，大部分是有限的几个小人物点缀于情节之中。而创作于清代初年的长篇章回小说《姑妄言》中大量出现讽刺谐谑性意象性人物名。小说一开篇就以闲汉到听引出下文，“你道此事出自何时，是当日万历年间，南京应天府～个闲汉，姓到名听字图说”，林钝翁在此评日：“一部书，头一个出名的便是道听途说的闲汉。”以示读者此文乃道听途说之言，“诸公姑妄听之”。作品中所涉及到的以汉字谐音命名的人物大都带有讽刺色彩。昌氏乃一极淫妇人，“且说这昌家女儿，父亲自幼亡故，母亲孀居”，林钝翁评日：“昌家女儿者，娼女也。其母老娼矣在，故不必用姓。”另外一极淫妇人为“火氏”，风荡异常，嫁于铁化为妻，“这妇人淫而且悍，降服那丈夫的手段，比降龙伏虎的罗汉还厉害几分。”这对夫妻一个是火，一个是铁，相遇在一起，铁也该化了，名字取得可谓巧妙。《姑妄言》中还有其他此类人物名，如一乐户姓钱名为命，教书先生姓卜名不通等等。从这些有深意的人物名就可看出，整部作品就是一出闹剧。
　　有些意象性人物名没有讽刺意味，仅仅是为调笑娱乐。作者给人物所取的名字不传达深刻的意义，纯粹是为了利用人物在作品中所充当的角色或者其性格等特征，以博读者会心一笑。这些人物活动于故事之中，往往带有幽默色彩，给作品注入一种轻松愉快的因素，能够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正如李渔所言：“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这类带有娱乐性的人物的存在，便使作品达到了“驱睡魔”之功效。此外，作者也有对这类人物进行调笑逗趣之意，略加戏谑而又无伤大雅。如《金瓶梅》中，来旺儿妻子死后，“月娘新又与他娶了一房媳妇，乃是卖棺材宋仁的女儿，也名唤金莲。”后来改名为“蕙莲”。卖棺材的就取名为“宋 仁”，即“送人”，读来让人哑然一笑，颇有谐趣。
　　作者有意识地利用汉语的双关性为作品人物命名，尤其是带有戏谑讽刺色彩者，实质上是赋予了小说教化功能。林钝翁在《姑妄言》总评中言：“复细阅之，乃悟其以淫为报应，具一片婆心，借种种诸事以说法耳。”给小说人物取一个含义深刻的名字，便于在字里行间点醒世人，以更易于达到教化之目的。对于含有讽刺意味的意象性人物名，在于可以暴露其丑恶之相，正所谓“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不仅可以“驱睡魔”，而且可以警世醒人。
　　
　　三、意象性人名的隐喻性
　　
　　意义型意象性人物名零零星星出现于白话小说中，这一类型相对于谐音型意象性人物名来说，较少闹剧色彩而颇富深刻寓意，要么暗示人物关系，要么暗示人物命运结局，有时还能起到隐喻作品主旨的作用。早在宋元话本中，就出现了意象性人物名，大部分是通过字面意思传达出特定内涵。如《李元吴江救朱蛇》中，朱蛇化为人形名为“朱伟”，隐喻其为朱蛇所化；《梅杏争春》残存部分，有“杏俏”、“梅娇”二女子游园，杏俏赞杏花，梅娇赞梅花，引经据典，各言其好，虽看不出完整情节，但也足见“杏俏”、“梅娇”分别与杏花、梅花之间的隐喻关系，女子名字并非无意取之；《喜乐和顺记》主人公名字为“乐和”与“喜顺娘”，暗指二人乃是天作之合的好姻缘，取喜乐和顺之意。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中的梅山六怪，蜈蚣精名“吴龙”，羊精名为“杨显”，猪精名为“朱子真”，三怪的姓与他们的原形在读音上都有相近性，暗示出他们的本相。《咒枣记》中的“吴成”，谐音“无成”，有暗示其第一世无成之意。第一世是个屠夫，宰羊杀牛，杀生无数，三十岁后悔悟而向善信佛，第二世好过第一世，第三世好过第二世，最后得道成仙，隐喻作品主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人物名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较小，起到的只是点缀作用，而《红楼梦》则大量应用了意义型意象性人物名。
　　大部分白话小说意象性人物名，主要通过谐音来达到反讽或者谐谑目的，这种手法的应用可以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和艺术色彩，但只限于个别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往往扮演的是负面角色，谐音的意义也往往是贬义的。而《红楼梦》对意象性人物名的应用则不同，既有如《金瓶梅》等作品中的“闹剧”式人物，又增加了颇富隐喻内涵的人物，正是后者使《红楼梦》有着说不尽的意蕴。首先，在《红楼梦》中，意象性人物名既有负面人物形象，又有非负面人物形象。例如，前面所提到的贾政身边的清客们，贾芸之舅“卜世仁(不是人)”，“忘仁”等等，寄寓着作者的讽刺和对这类小人的厌恶之情。非负面人物有：秦钟(情种)；贾化(假话)，即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去)；甄英莲(真应怜)等等。这些人物的姓名就比较复杂，既有寄托作者对小说人物感情的，又有隐喻整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所起作用不尽相同，这也正是《红楼梦》的另一独特之处。其他白话小说中的意象性人物名所起的作用比较单一，基本是反讽或谐谑，突出负面人物的恶劣行止，如果换一个其他的名字也不会影响小说的整个思想内涵，而《红楼梦》则不同，尤其是非负面人物名字。它们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褒贬态度，还对整个作品的建构有重大影响。对贾雨村的出场是这样叙述的，“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张新之评日：“‘化’，变化也。能变一‘时’之‘非’，则‘假’亦可化而为‘真’。奈何其不‘化’也，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话’同，便是村言”。作者借助贾雨村这个人物的名字暗示读者，作品讲的是“荒唐言”，在这里，贾雨村还充当了作者与读者的中间媒介，通过他来告知读者《红楼梦》讲的是一段假话。“贾雨村”与“甄士隐”是小说中隐藏的叙述者，“甄士隐、贾雨村是为书传述之人，然与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凭空撰出，并非实有其人，不过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痴迷”。可见这两个人物姓名在小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将此更换则意义全无。再如秦可卿之弟“秦钟”，乃是“情种”之意，正应了秦可卿的判词“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一个人物的名字，仅仅两个字，却暗含着多层意义，使作品蕴藉大增。
　　古代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提倡“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中庸”之道，“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美学上就表现为含蓄和委曲。意象性人物名在小说中的应用正是含蓄美学和“美刺”传统的继承。给人物取一个有意味的名字，通过谐音或者字面本身之含义来传达深层意义，而不是通过直白的评价向接受者传达作者的意图，这就使得作品具有了含蓄之美，作品所生发出的内涵靠读者自己去发现和解读。“美刺”传统自《诗经》始，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就是说用温和委婉含蓄的语言来进行劝诫。小说中的意象性人物名正是用隐晦的词语达到了反讽的目的，既避免了直白，又将人物的不良行径一针见血地暴露出来，同时也让作品有了些许风趣和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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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陈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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