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汉林演过的小品 为中国小品的未来捏把汗
时间：2020-03-12 07:38: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1990年初登上春节联欢晚会一炮而红,到如今赵本山成了当之无愧的“小品王”,并且逐渐成为春晚小品标杆,但电视小品却正由盛而衰。 长时间以来,小品是撑起中国式联欢晚会最多数时间的重要枝干,它与春晚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观众的记忆中。现在,这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门派,甚至没有出身(之前仅仅是专业院校表演系学生的练习作业)的舞台形式,似乎正在步相声的后尘。
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品逐年衰落?
小品成也春晚败也春晚
1983年,小品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晚会,至今仍是最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之一。小品能够走出象牙塔,从最初的戏剧、戏曲院校的练习作品到今天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文艺样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功不可没。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进入百姓家,小品也逐渐成为一门艺术。如果科技进步不够快、如果电视普及得不够广、如果没有春节晚会,那观众可能会更晚些认识电视小品。
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首届春节晚会上,编导为了热闹凑趣,赶排了小品《虎妞阿Q逛北京厂甸》,表演者是斯琴高娃和严顺开。一个泼辣俏皮,一个憨傻滑稽,有极好的喜剧效果,虽然仅仅作为一个小插曲,但现场效果和对观众的吸引力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一年,还有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小品《吃鸡》。
从1984年到1990年,小品可以说是陈佩斯与朱时茂大放异彩的时期,两人1984年合作的《吃面条》使小品成为以后历届春晚的保留节目,“二子开店”红红火火。1989年春节晚会的4个小品都堪称佳作,像赵丽蓉、侯耀文的《英雄母亲的一天》;笑林、黄宏等4人表演的《招聘》;赵连甲和宋丹丹等3人表演的《懒汉招亲》;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胡椒面》。从这年开始,小品取代相声成为晚会的第一主角,这种局面延续至今。1994年春节晚会中就有《越洋电话》、《上梁下梁》、《打“扑克”》、魔术小品《大变活人》等8个小品节目,2004年春节晚会,39个节目中小品占了6个,时长将近70分钟,占全部节目时长的1/4强。
小品在荧屏上走红,有主客观原因。除夕之夜,观众的普遍心理,是希望看到喜庆、有趣、高质量的节目,而小品正是用喜剧形式去讽刺那些不好的社会现象和表现某种社会心态,在笑声中给人思考和启迪。
电视是小品的成功之道,但也限制小品。春节晚会被定义为关乎民心和社会稳定的第一炮,小品也就必须以欢乐、祥和为主,逐渐转变为教化、喜剧为主。于是,同样是黄宏、宋丹丹搭档,《超生游击队》等讽刺型小品出现在元旦晚会,《回家》等教化型小品却出现在春节晚会。赵本山说在中国做喜剧很难,很大一部分人和事是不能讽刺的,小品要弄到学者不认为俗,观众不认为雅,领导不觉得烦,很不容易。
有人认为相声衰落是由于电视的冲击,没了剧场效应,其实错了,相声的衰落主要是讽刺功能的泯灭。我觉得,高水平的小品,应当在幽默机智的反讽中,体现对现实的忧患与批判。近年来小品创作日渐滑坡,构思巧妙的精品少了,故弄玄虚的段子多了;有深度和高度的作品少了,浅薄俗气、以噱头取悦观众的作品多了;创作者深入生活、开掘生活的能力少了,闭门造车、浮华虚夸的风气多了。如果剧作者对生活没有深刻的剖析和透视,难以挽回小品的颓势。
陈佩斯打基础赵本山扛大旗人才青黄不接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合作了小品《吃面条》,在春节晚会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小品成为春节晚会的保留节目打下基础。1985年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春节晚会虽然整体不算成功,但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又一次获得成功。细心的人能够从陈佩斯的喜剧小品中看出悲剧的味道,这是它比其他小品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佩斯对于小品的生存居功至伟,以至尽管十多年不演小品但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
1990年,赵本山凭实力登上了春晚舞台,他和黄晓娟主演的《相亲》获得了综艺类节目的第一名。90年代的小品舞台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二人转”。而时序进入新千年之后,虽然黄宏、巩汉林、严顺开等老将时常上演“前度刘郎今又回”,但小品舞台的聚光灯总是“不公平”地围着赵本山转了。赵本山自从上春节晚会以来每年都能拿到一等奖,90年代初,他的小品就已经有3个研究生做策划,现在赵本山是小品、二人转、影视三套马车,因为小品这个舞台已经容不下赵本山了。
可以说,今天的赵本山已经身系小品在春节晚会中的地位甚至它的发展前景,2003年赵本山萌生退意让晚会导演惊出一身冷汗。赵本山的小品艺术是新兴的、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小品本身的优势就是样式的通俗化,在中国小品目前出现了异化和庸俗化现象的今天,赵本山小品俗中出雅的风格是一面旗帜。
目前喜剧小品的人才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作品的创作需要一些刺激。赵本山也对小品现状十分担忧:“小品存在危机,就我来说,每年都得上春节晚会,不上还不行。我衷心希望能出现更多的新人把我们盖下去,免得我们在台上晃得那个闹心。我把春节晚会比作战场,宁可战死也不能当逃兵。最后战死了,我就下去了。”
清晰的记得去年第七届CCTV小品大赛彻底落下帷幕的时候,零零散散地看了几场,跟许多观众的感受一样:很不好笑。人们从中几乎看不到小品应有的讽刺与诙谐的品格,相反,呈现的多是概念化的“主旋律”、教化性的正剧。
如果说,几年前,许多人在批评一些小品“噱头化”、“低级化”,那么,今天的小品,或许更应反思,为什么丧失了笑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小品从短剧转向了曲艺,那么现在的小品则转向了话剧,不仅不再幽默,而且也不再短小隽永。
这样的一种尴尬,被有的人解释为小品既属戏剧,自然也会分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小品本来就不应该是喜剧一统天下的――就此一带而过。
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却是套用西方的戏剧分类理论,难免有点不服水土,因为老百姓并不买你的账。演正剧,还不如看电视剧呢!
小品,即短小的戏剧,并非现在才有。据有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的俳优戏、唐朝的参军戏就已经带有微型戏剧的品格,而且,均以喜剧性为主要审美要素。较早将“小品”一词用于戏剧领域,则是现代剧作家欧阳予倩。
至于,小品真正蔚然成风,则归因于上世纪80年代电视晚会的推波助澜,同样是以滑稽幽默,暗含讽刺褒贬为主要特征。所以,从小品的发展历程来看,喜剧性、讽刺性应该是主要的。在革命年代,它可能是具有战斗性的,在和平年代,它应该也是能传达精神力量的,但是都不能脱离喜剧与娱乐这一根本属性。
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证明赵本山有着不可超越的意义。
中国其实是一个最有幽默细胞的民族。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荷锄埋尸是古代的幽默,“站在山上往下望,村村都有丈母娘”是当代的幽默。正如果戈里所言,笑这个东西要比人们所想像的重要得多,深刻得多。
幽默,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人民受压抑而感觉荒谬的产物,是普通民众最有效的解乏去闷手段。长期以来,中国人受“温良敦厚”、“笑不露齿”观念的影响,在艺术的叙述中,几乎没有笑的一席之地,稍微笑得大声一点,可能都会被批评为格调低下。因此,曾给许多外国人一个印象,中国人不会笑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与艺术的歪曲与悲哀呢?
中国是个苦难的民族,在催生了许多苦情戏的同时,民间也时刻涌动着喜剧的因子,这样的因子又与现实生活的无力感以及情趣性紧密相连。电视小品,作为一种老百姓的艺术,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契合和释放了普通民众含着泪光而笑的悲哀。
小品失去了幽默与讽刺,它就不再是老百姓的艺术,而是邀功请赏、迎合献媚的工具。我想,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演员,而在于剧本创作者。一个小品不好笑,反映出的是创作者在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的理解上,出了问题。
戏剧是对现实的模拟,这个模拟必须要充分提炼。即使是歌颂与教化,那些故事与冲突也应该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应该是艺术化地挖掘生活中真善美的闪光点,并且符合一个正常人的智商与认知的。如果只是去图解政治理念或者道德观念,恐怕连自己也说服不了,跟生活更没什么关系。
至于幽默与讽刺,在当代语境中,的确是需要高超技艺的,点到为止,皆大欢喜才行。然而,在小品大赛中,许多作品连点都没有点。是什么让我们放不开手脚呢?耐人寻味。
看到许多节目在不短的时间内,没有一次掌声,演员头上开始渗着汗珠,我真是为这样的小品捏了把汗,更为中国小品的未来捏了一把汗。
赵本山尴尬的九连“小品王”
春晚观众从期待小品,到期待赵本山,一方面说明赵本山已经完成从一个东北小品演员到全国“小品王”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小品的整体没落。春晚观众对于赵本山的感情比较复杂。这差不多可以用范伟在小品《功夫》中的那句话概括――“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呀;吃一堑,长一智,谢谢了”。 随着陈佩斯的引退、赵丽蓉的谢世,春晚逐渐成了赵本山一个人的春晚。
1999年,对于春晚观众和赵本山来说,都值得一说。那一年,他的《昨天、今天、明天》鹤立鸡群,赢得满堂彩,自此人们开始对他充满期待;赵本山仿佛也找到了春晚观众的笑点,此后连续九年获得“小品王”桂冠。
后来的《卖拐》,赵本山摇身一变开始“大忽悠”。到了2005年的《功夫》赢得的喝彩是在于范伟的智商真的提高了,其中出色的落段皆出自这个久骗成师的厨师之口。可在获奖后,赵本山却自信地说,我觉得观众还是期待被忽悠的结局。
到了2007年,《策划》的蝉联,已经不是一个小品的出彩,而更多只是赵本山(还有宋丹丹)表演出色。
1990年,赵本山带着小品《相亲》亮相春晚。《相亲》一炮走红,拿了当年春晚小品类节目的一等奖,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小九老乐》《我想有个家》连续拔得小品头筹。
此三部小品中,赵本山游离于一个农村中年男子的情感与家庭之间,看似蔫,却憋着一肚子坏水。妙语连连却依旧脱不开传统二人转拿男女调侃说事的影子。这些被后来称为“老蔫系列”的小品,都或多或少地打着赵本山早期二人转的痕迹。
前三部作品都来自善于描写家庭情感问题的编剧张超。如果说赵本山与他的合作还属于摸索期,同以写社会现实小品见长的编剧崔凯的合作,则更多打造出了赵本山小品的底色。
1995年,赵安任春晚总导演,强调要上一些与社会现象结合的小品。带着写好的本子刚到剧组的崔凯,即被赵安临时布置了作业:写一个批评领导吃喝风的小品。那已经是11月末了,崔凯写了一周,赵本山和范伟就来排练《马大叔提干》。排练的效果很好,包袱叠出不穷。但终究没能过审查这一关,后来就改成了乡镇企业经理。最终的演出效果当然打了折扣。
之后的《三鞭子》,在讽刺力度上比《马大叔提干》走得还远,同样也遭遇了被修改的命运,崔凯回忆,那时赵本山很想做这个题材,找了很多人来写,最后把对政府官员的批评变成了官民携手办实事的大团圆结局。
赵本山似乎看透了此类题材小品在春晚的命运。开始把心思转向了对人物内心刻画上。
1997年,在创作《红高粱模特队》时,崔凯改了五六稿他都没点头,赵本山说不明白自己作为农村的裁缝,对城里来的模特教练范伟应是什么关系,喜剧点在哪?崔凯告诉他,你越尊重他越有包袱,你俩对模特理解不同,文化差异导致的包袱才是最好笑的。赵这才恍然大悟。
崔凯感觉,赵自此开始比较主动自觉地了解角色了,一旦他知道两者的关系,许多包袱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像“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这样的名段子就是赵在排练时即兴说出的。
可以说,赵本山自此已经走出了他艺术生涯的早期阶段。虽然至今仍被评论界怀念的经典作品都诞生于此,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寻找新式小品之路。
转型从巅峰到低谷
尽管合作默契,但连续三年拿了春晚小品二等奖,这对于赵本山来说,不太舒服。1999年,对于赵本山而言是个门槛。他面临新的转型。
这一年,他首次与宋丹丹同台。剧本是何庆魁写的,这个小品在春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何庆魁在1997年就参与了小品《红高粱模特队》的创作,但他们之间的蜜月期却是从1999年这部《昨天、今天、明天》开始的。
用何庆魁的话说,他和赵几乎是一拍即合,甚至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有着相同的经历,都初中没毕业,都对语言保持着先天的敏感与敬意。当然,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高秀敏。
高秀敏从1998年的《拜年》与赵本山开始搭档,赵唱高和,一个逗一个捧,相得益彰。没有人比高秀敏更懂得赵本山的包袱了,也没有任何人比这个女人更懂得迁就赵。在央视《艺术人生》访谈中,高秀敏就坦承,曾经有过乞求赵本山将有些搞笑的包袱与她分享的经历,赵最终拒绝了。高秀敏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既表示了对赵本山执着于艺术的敬佩,也表示了某些不满。
何庆魁的介入,使赵本山的小品开始回归自身风格。
《昨天、今天、明天》是赵本山自己试图走向转型的第一个尝试,搭档换成了宋丹丹,还引来了一个非小品从业者――崔永元。宋丹丹比赵本山成名早,也是腕儿,两人在合作时,远没有赵本山先前跟高秀敏那么畅快。崔永元后来透露,双方当时为了包袱的多与少还暗中较劲,比如宋丹丹那句“过去你那张脸都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似的”包袱,就是抢赵本山的。
2001年,进入赵本山的黄金时代,《卖拐》系列让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这个“铁三角”成为了“金三角”。
就在赵本山和何庆魁沉浸在自以为回归本色的表演中时,小品评论家们却认为,赵本山的作品,已经不是在靠作品引人发笑,而是在靠他本人的滑稽表演引人发笑。观众对其热情不断实际上是在纵容他远离小品。
“忽悠”成功了,小品失败了
事实上,继第一部《卖拐》后,赵本山已经出现了持续不下去的剧本危机。就是为了之前给了观众的那句“明年卖车”的承诺,第二年他真来了个续貂之作。
当年,春晚观众的期待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赵本山信手拈来的几个脑筋急转弯,就又把观众“忽悠”了一年。很多人感觉到了他的不严肃,争议四起。而那一年春晚没有什么其他更拿得出手的小品,赵幸运地蝉联了“最受欢迎奖”。
第三年,赵本山还要持续“忽悠”大众的状态,连央视都不干了。春晚总协调秦新民就曾说,“央视作为一个国家媒体,不能让赵本山从‘卖拐’‘卖车’到‘卖担架’,一路忽悠下去,忽悠3年。”
编剧崔凯评价,2000年以后,小品对于赵本山已经不是主业,影视、二人转,及其他文化产业做得更大了。他的身份除了艺术家,还有文化产业家,足球俱乐部老板。
所以到后来,赵本山的表演在遭遇宋丹丹的抢白时,难免有些黯然失色,而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范伟,也多少抢了他的风头。
2003年开始,赵本山就不止一次地表示,春晚太累,不想上了。但赵本山从1990年上春晚开始,到如今无人取代的“小品王”地位,春晚成就了他的名,现在到了他偿还的时候。不同的是,如今的环境不同当初他出道的那几年,好本子鲜见,只靠他这么一个天才演员的滑稽表演撑着,难挽大局。
小品当心“过劳死”
多年来,各种主题先行的晚会,“无小品不成晚会,无小品不能表现主题”的定规,已将小品过度开发,日渐空虚。2007年春晚的“小品门”,给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小品拉响了警钟。
黄宏在2007年春晚的小品《考验》,被指抄周星驰及网络笑话;冯巩《咱村里的事》涉嫌过多借鉴陈佩斯的早期作品;冠军作品赵本山《策划》差强人意;更多小品被指因缺乏生活而丧失“肉感”和“烟火味”。观众心里对小品郁积多年的酸闷终于在观赏了2007年春晚后爆发了。
如果说,小品的“抄”病还是首次被诊到,缺乏“肉感”则是缠绵已久的痼疾了。自从有了主题先行的各种晚会,小品就变得形容枯槁,日渐空虚。
“新人”难演
已成名的小品演员注定在“狠用”行列。至于为什么电视小品翻来覆去总是那几个人在演,春晚的组织者们有很多无奈。“我们巴不得有新演员上来啊,可就是不行。”“一号演播厅是个大坑,对演员来说那是要脱层皮的。有的人气演员,像赵本山、冯巩,一上场底下马上喊起来。没名的演员上去了,可能从头到尾没一句有掌声。
这位组织者说,2006年,他们曾做过尝试,想把《炊事班故事》《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等情景喜剧中的人物招来,专门搞个特辑。人是来了,但当把系列剧悠长的节奏砍为总长10分钟、要求3分钟一个包袱的小品后,再怎么编也一点效果没有。
或许正如黄宏说的,眼下的小品是个“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的活儿,小品界几张“老脸儿”只能继续搏命撑着。
没有过时的艺术,只有不适当的运作者。如何给过累的小品减负,人们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既然相声衰落至此,还能出个郭德纲,只要小品创作者回归到艺术本身的规律,从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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