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功焕:清醒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告诉我们什么
时间：2020-02-18 07:3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不希望控烟成为形式主义的工作，说得更刻薄一些，别作秀。” 杨功焕，63岁，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举十几年之力，杨功焕牵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中国的疾病监测网，所搜集的关键数据以及开展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烟草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她始终站在控烟战斗的第一线，不仅与庞大的利益部门讨价还价，还要与人类的自制力较劲。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她的身影尽管孤独，却无畏而光荣。
在中国，“控烟”看似一张不痛不痒的宣传海报。
这令杨功焕感到尴尬。她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控烟奖得主，也担任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的职位。
中国在2003年签订《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人们才更多地关注到她。然而，到了今年，承诺期已到，而中国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履约，于是，这位控烟斗士被称为“唐 .吉诃德”――无畏、执著，却又孤独、悲情。
在记者面前，这位63岁的女士举止从容缓慢，笑起来还有酒窝。她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个疯狂而孤独的骑士。她说自己清醒着，还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她语气柔和，却又斩钉截铁：“吸烟一定会带来健康危害。”
“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杨功焕这并非只是随口而出的陈词滥调。在参与控烟之前，她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了10年，负责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组织与运作。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
“四面楚歌”
用杨功焕的话说，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御用学者，烟草公司也把她列进了黑名单。总之，就是“四面楚歌”。
她一直战斗在控烟运动的第一线。1999年，杨功焕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行动倡导组织（TFI）任职，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准备流行病研究及法律文本。2001年，中国作为谈判成员国参加公约的讨论，杨功焕被聘为卫生部专家参与其中。
但随着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介入，她发现自己并非“主流”。
在公约的筹备工作会议上，烟草局就表现出“反对倾向”。他们在公约文本上，试图减轻烟草危害的措辞。比如将吸烟“极具破坏力的影响”改为“有害影响”。
“控烟并不会在短期内对烟草工业造成影响，”杨功焕认为，但烟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会更快到来。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
在2008年11月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得了一个“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的主导部门，曾是卫生部、发改委经贸司等。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中国履行控烟公约，却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
冲破利益的盘根错节，杨功焕显得无能为力，“如果不改变执行部门，控烟就是一纸空文。”
有些时候，她甚至感到，除了这个庞大国家的烟草利益部门之外，自己身边的战友也是“敌人”。
基层卫生人员跟她说，控烟谁不会，“无烟医院”我们搞了好多年。在杨功焕看来，医院准备了 “禁止吸烟”的铜牌，贴在墙上，年复一年，迎接检查。
“从疾控的角度，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无效的。”杨功焕说，过去创建的“无烟医院”，有领导小组，有控烟标识，有数据库，就是没有“没人吸烟、没烟头、没烟味”。
“死亡地图”
数据，是杨功焕最为忠实的战友。她也用科学的依据，打出了感情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就这样开篇，“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100万是个宣传数字？”记者问。
“不，这来自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我们把不确定性放到最小，这个数值，甚至低估了。”
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缺少的是客观准确的数据，公共卫生领域也不例外。传染病、慢性病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
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对未来几十年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就是杨功焕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十数年的主要工作。
监测网络把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四类，分别设点。前四年里，杨功焕跑遍了各省，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两个监测点。这些监测点按照科学抽样方法，搜集了中国3000多个县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监测数据。
至2000年，监测网络1000多名工作人员共搜集了60万例死因报告。杨功焕带领课题组对这些数据进行反复校正，根据每种疾病的死亡率和变化趋势，按照严重程度划为6档，以不同的颜色清晰地标记在每张地图上。
这就是中国“死亡地图”，客观而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的地区分布。
中国烟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烟草流行20～30年后对健康的影响将达到高峰。
杨功焕决定尽早搜集数据。1994年，她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队列，进行吸烟与健康的研究。该队列已经维持了16年。前期5年的观察结果证明了在20世纪末烟草使用导致了12%的超额死亡。由此推论出中国到2000年，每年有100万人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2025年，这个数字将扩大为200万人；到2050年，会上升为300万人，并且有1/2的死亡发生在35～64岁之间。
这些数据和研究成为中国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
未竞之业
带着这些数据与研究成果，杨功焕自然理直气壮。但她也承认，从公众的角度，这些努力还是一场“秀”，报告止步于报告，一些严苛的行政控烟手段也让众多烟民多感不适。
于是，杨功焕还要和人类的自制力讨价还价。
说起来很简单，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个人也应该尊重并保护他人拥有健康的权利。不过，人们很难为20年后才发生的危害而限制目前的行为。
杨功焕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人们不可能都是流行病学专家，明白其中的利害。吸烟的危害不像是甲流，明天就有症状。吸烟也并不一定会导致肺癌等疾病，这就像饮酒驾车，危险系数增高，但不一定会出事故。
“我们研究的结果，应该得到专家体系和政府的认同，最终由政府发布给公众。”她说，无论如何，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建立政府控烟的公信力。政府需要向市场和社会设计健康生活的观念，发布有关烟草客观、科学、公正的知识，定期发布烟草的行业和消费报告。只有让人们自由选择烟草、或者摒弃烟草，控烟效果才能更为稳固。
在美国，这场“控烟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研究，1964年，美国卫生部发布“外科总结报告”，美国政府也认同这个结果。1967年，“吸烟与健康大会”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戒烟浪潮。
在戒烟浪潮中，公众不清楚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造成的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而带有“警示图形”加文字警告的烟草包装是一种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
杨功焕认为，中国每年生产大约1千亿盒卷烟，如果在烟盒上都印上健康警示标识，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控烟健康宣传。但在目前，中国烟盒的精美包装仍在延续，而参与控烟工作的政府专家，也改由烟草部门的人员担任。
杨功焕转而“押宝”在知识界，希望顺应整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发展绿色工业为目标进行控烟。她组织了数十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准备在2011年1月发布2010年度控烟报告。
“中国社会还不太具备对科学信息辨别和信服的习惯。我们以专家组名义发布报告，具有独立学术的价值，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