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_朱德庸,,为什么大家都有病
时间：2020-02-14 07:29: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成功是个大陷阱 最近朱德庸在大陆出版了《大家都有病》。在他笔下，这个时代充斥了各种病：没成就感病、大声咆哮病、喜欢跳楼病、烦恼病、功名病、没人爱的病……事实上，从小到大，与周遭的各种“荒谬”作对抗一直就是朱德庸的“个性”之所在
朱德庸靠在沙发上，眼前一杯咖啡慢慢变凉。他51岁，头发花白，俏皮的圆鼻头让他看起来有几分孩子气。当飞行员的念头早已远去。生活的可能性还没有缩减，但在他看起来，世界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朱德庸在十多年前来过一次北京，那时候三里屯的酒吧街还没有拆迁，南边也还没有世贸天街那250米长的巨大天幕。如今，他在街上走了一圈，说：“哎呀，这里跟新加坡，跟香港没什么区别了。”
区别还是有的。在贡院六号会所的咖啡厅外不远的地方，胡同里挂着标语：“拆迁政策不会变”。他对大陆的一切状况都很好奇，“啊，怎么是这个样子？”或者低下头来，眉头紧锁：“这样可怎么办呢？”
反思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吗？
“我们的社会，不教你自我，也不教你美感。我们是很容易被操弄的，商人干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没有价值，别人给你一个，你认为那就是。”
朱德庸的名字，对大陆人来说早已不陌生。十多年来，在许多杂志的尾页，或者报纸的副刊，总能看到他的漫画，不多不少，四格。里面的人物有着夸张的大脑袋，经常一脸无奈，眼神放空。但是让人看了，总觉得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似曾相识，有时候就是自己。
最近朱德庸在大陆出版的一部书，叫做《大家都有病》。按他的说法，这个时代的人充斥了各种病：没成就感病，大声咆哮病，喜欢跳楼病，烦恼病，功名病，没人爱的病……在台湾、在两岸乃至整个亚洲，从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如此扭曲，如此焦虑。
在其中一个漫画故事里，年轻人抱怨，我忙得没有爱情生活，没有社交生活，也没有休闲生活。老板过来说，公司倒闭，你失业了。年轻人想想，算了，想开点儿，至少可以有生活了。他身边的人立刻告诉他：“失业？谁要和你谈恋爱做朋友？”“喂，休闲要钱吧？”结论是，在这个有病的社会，无论忙或不忙，你都不会有生活。
在另一个故事里，购物的女人看到打折的衣服，质问售货员：“你们现在打折不是证明我以前是笨蛋？”售货员告诉她：“没错，你以前买证明你以前是笨蛋，你现在不买证明你现在是笨蛋。”这些故事的结果就是，男人只剩下一条路，玩命挣钱；女人也只剩下一条路，玩命花钱。
“我们没有文化，没有美感，没有自我，所以把城市建成这个鬼样子，把时尚穿成制服，男男女女穿的都一样，跟着流行。”他说。幸好还有出路。在他的另一幅漫画里，人流车流拥塞的大街上，一个人踩着独轮车，在电线上慢悠悠地骑过去，风把他的领带吹起来。他写了一行字：“不管怎么样，你总还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呢。”
退学&辞职从小到大都“叛逆”
“人生要抓到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你希望的生活方式。你只要抓到大的，小的你不要过分想它。通常小的会羁绊住你。我们觉得体制是荒谬的，浪费人生命的，这就是我们的大目标。”
对朱德庸来说，那个角落就是画画。
他的父亲是一个温和的人，很多时候，他看不惯自己这个孩子，但是朱德庸倔强起来，他也就由着他。那时候他父亲还不知道，这个孩子有点自闭，还有轻微的识字障碍。
当时，所有的台湾学校都要求学生穿制服，在朱德庸眼里，制服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标志的东西。更何况连头发都要管。初中男生全部剃“三分头”，只留0.3公分的头发；女孩子前面头发不过眉，后面不能过耳垂，学生走在路上，都跟机器模子印出来一样。到了高中，有人建议“发禁开放”，台湾的“教育部”开会通过了，高中生头发可以留长一点。但是全台湾没有一个学校采用。朱德庸写了一封信到“教育部”，说我是某某学校的，“教育部”规定学生头发可以留长一点，学校规定不一样，请你们处理一下。
过了一个星期，学校朝会，升旗，训导主任上来了，说：“各位同学，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非常悲哀，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学校有学生写匿名信去‘教育部’，污蔑我们的学校，污蔑我们的师长。”大家静静听着，全校只有朱德庸一个人知道怎么回事。“那封信写得客观，没有辱骂任何人，我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污蔑。”多年以后他回忆说。
另一次让他和学校冲突，是因为学校常设的教官。教官是职业军人，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打仗做准备。他觉得这样不对：我是学生，为什么兼职做军人？于是他跟教官在操场对骂，结果就是学校把父亲找来，私底下要他送礼。
朱德庸在学校呆不下去，只好换到另一所，再换到另一所。“所以我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抵抗，就是为了一个简单的自我。”朱德庸说，“保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画画成为我回到家里，唯一的自己的世界。”
朱德庸成名的时候，是26岁。80年代中期的台湾，许多剧变还未展开，但是不久后，人们就将在茶馆饭店里听到国民党之外的新政党成立的消息，而台湾的外汇存底（即大陆所称的“外汇储备”）也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钱突然变得很容易赚。有人开玩笑说，让一只猪去炒股票，都会赚钱。所有的人都涌进公司，涌进股票交易所，拼命挣钱，拼命要成功。于是，有一些公益机构在推动“爸爸回家吃晚餐”计划，因为父母都在外面奔忙，孩子扔在家里，交给菲佣照顾。
29岁的时候，朱德庸结婚。当时他在《中国时报》上班，已经是岛内知名的漫画家。太太在《联合报》做主编，钱赚得很多，很多人都羡慕他们。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辞职了，不想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想自己画画。过了一个星期，他的太太也辞职了。“上班是一件荒谬的事，它让大部分人的可能性都变小了，只有企业家的可能性变大了。大家都在讲效率，但是讲效率不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吗？结果成了为组织挣更多的钱。”他说。
离开的时候，朱德庸和太太完全没把握：是不是能养活自己，能不能还上房子的贷款，做出一番事业？两人去711便利店，超过75块台币的东西就不买。“对那些事我们完全不在乎，唯一在乎的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想法就是靠创作为生，我太太也喜欢写东西。既然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在别的享受方面克制。”朱德庸说。
成功是一件吊诡之事
“我发现女人天生比男性更清醒，可能女人头脑里成功的概念比较少。一个女人应该扮演清醒的角色，不让他的男人冲得太过。可是现在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女人变成了半个男人。”
然而这种“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辞职不到一年，朱德庸变得越来越忙。《双响炮》出了第二本，一卖就是两百万册。各种专栏约稿也越来越多。他自觉像一只老鼠被放进加热的水里。
他和太太一起编书，也做广告，做公益。用卡通做信用卡，做汽车吉祥物，还帮台湾最牛的百货公司用漫画做橱窗，拍禁烟广告，这些都是台湾首创。朱太太常常私底下跟朱德庸开玩笑：“你就是一个印钞机。”
朱德庸没有发现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他的太太发现了。丈夫脸上几乎没有笑容，除了不断创作，找不到让他满足的东西。太太为这件事和他争吵，说：“你不停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朱德庸被迫停了下来。这才发现什么事都不对劲了，他想玩，但是不知道去哪里玩，人被抽空了一样，一无所有的感觉。
后来去看那一段经历，朱德庸发现，那是一个融合了进步、成功的陷阱。“成功这件事很吊诡，很多人想成功，但很多人是无法成功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不是让所有人成功，绝大多数人不会有很多名、很多利。成功之后，其实你要有智慧，如果还是一直一味追求成功，周遭带给你快乐的东西都会被成功压迫掉，你会习惯从成功里获得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很危险，它是单一的、单薄的，它不会给你任何累积，你只能不断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当有一天突然把你的成功抽走，你的人生会垮掉。”他说。
这个感觉在后来得到验证。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经济开始停滞。金融风暴让很多人突然破产，而失败了破产了就去自杀，因为人生除了成功一无所有。朱德庸画了一幅漫画，一个人说：“我的财产缩水一半，我不要活了。”他看报纸，一个大富豪缩水几百亿。那个人看了就笑，说：“我第一次抱着很开心的心情去跳楼。”
后来朱德庸的一个朋友跟他说，不景气也好，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慢下来。有一些人到四十岁，五十岁，突然把事业扔掉，开个小咖啡店：咖啡慢慢煮，音乐飘渺，在咖啡的雾气里飘来荡去。“在生命中，很多事是被误导、被强迫的，有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到了四五十岁，开始问自己，你来这个世界，为了什么？你这一生你到底做了什么，获得的所有成功和价值，与你本性里所要的，是不是符合？”朱德庸说，“其实这些问题，应该更早就提出来。”
2000年，朱德庸画了《绝对小孩》，讲小孩的童年。那时候他往返新加坡、香港，来过大陆，感到亚洲社会都陷入了进步和成功的陷阱，所有的城市都在变得越来越一样。他慢慢感到怪异：为什么我们毫无自我可言？为什么整个社会走着同样的步调？
“我想，回到童年，可以做为一个评判标准，来看我们现在的荒谬。”他说。于是，他画了几个小孩子，让他们来看大人的世界：“不好好念书，对不起爸妈。”“不好好念书，对不起老师。”“不好好念书，对不起祖国。”好好念书，将来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这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成功标准。
朱德庸喜欢用一个狮子的比喻：大家都要成功，都要有名有利，都要在这上面才能找到成就感。但是自然界里，不可能所有动物都是狮子。更何况，也没有哪只狮子，今天捕到一只猎物，挂到树上存起来，明天捕到一只，再存起来，挂得树上到处都是，还拿来拍卖。
到了2011年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直接地描摹了这个时代的荒诞感――它们充斥在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早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他用夸张的手法把这些细节展示出来：有人在为不知道为什么焦虑而焦虑，有人在为找不到自杀的理由而自杀，有人在去百货大厦楼顶跳楼的途中，顺手买了一大堆打折商品……每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只奔波在这些无厘头的细节中。
“贫穷把大家整一次，富裕又把大家整一次。我们现在完全是西方模式，但是西方进步是缓慢的，在很冗长的时间里，进步产生的很多问题，它慢慢消化、解决，但是亚洲社会几十年完成上百年的变化，一定产生很大扭曲。”朱德庸说。
在机场的书店里，这本《大家都有病》和卡耐基的成功学、马云和乔布斯的传记放在一起。“好吧，这也是荒谬的一部分。好在荒谬是支撑我画下去的动力。”朱德庸不可抑止地大笑起来。
无论如何，他自己还是那个骑着独轮车，在电线上慢慢走的人。在人车寂静的夜晚，或者周六周日，他会同妻子在工作室外的林荫道散步。台北的敦化南路上，他们一边说话，一边慢慢经过那些茂盛的栾树、樟树和菩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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