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沈从文的故事最后一题【沈从文的最后时光】

时间：2019-05-12 03:19:2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阔别家乡多年后的1982年，沈从文重返凤凰。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鸣叫，哪儿都不想去……我总想邀请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但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他的侄子、著名画家黄永玉问他。
　　“懂得的，就值得。”闭着双眼躺在竹椅上的沈从文答。
　　第二年，他脑溢血突发，左侧偏瘫。
　　1986年，沈从文搬入一套宽敞的新居，并配司机一名、汽车一部。月薪由200元增至300多元。但这样的优待对他来说，已经晚了。他坐于藤椅之上，朋友在面前追忆往事之时，他“哇、哇、哇……”地回应，眼泪夺眶而出。
　　诀别人间时，他面带笑意。
　　告别会没有主持人，来自天涯海角的亲友每人手执一朵月季，轻轻放到他的身边。那是1988年的5月10日。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说，沈从文曾在1987、1988年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名单，如若不是过早离世，1988年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是颁给沈从文的。
　　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曾在病榻上说：“几十年不写了，心里不安得很……不要宣扬我。”实际上，他已“弃文”三十余年。他曾是一名多产的作家，成就过上千万字，出版了80来部作品。
　　那是1949年的一天，北京大学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斥反动文艺》。“清算的时候到了”，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他的精神陷入泥沼，常喃喃自语：“善良的生命是脆弱的。”他也曾划破颈部及腕部脉搏，又喝了些煤油，倒在血泊之中，但被及时发现。
　　后来，在好友郑振铎的介绍下，他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的人生开始断裂。文笔停顿，并最终搁置，转而埋头花花朵朵、瓶瓶罐罐，拾掇历史的吉光片羽。
　　博物馆的库房位于五凤楼的两角楼上。一侧的木架上陈列了各种明清凌迟处死的刑具，挖眼珠、割舌头、剥皮、抽筋的倒、凿、锥一一俱全；另一侧的墙角，则堆了几具埃及的木乃伊。
　　冬天，气温常在零下10度以下，他身着大棉袄，在满是灰尘的仓库里对文物进行登记、抄录、鉴定、研究。他常废寝忘食，甚至被工作人员反锁在仓库里，他总是若无其事地笑一笑，继续在屋内打转。五十年代初期，经他之手的文物，多达上百万件。
　　除鉴定文物，他还当起了说明员。1951年，常书鸿先生带来了大量敦煌壁画，在博物馆展览。他兴高采烈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在场的汪曾祺：“这人是谁，怎么懂那么多？”
　　那些年，他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红薯暖手；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就披个破麻袋。他从不羡慕，也不委屈。
　　但对写作，他其实并未忘怀。1950年，他写了小说《老同志》，七易其稿，没有一家报社肯登。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胡乔木特意叮嘱“一定要请沈从文写一篇散文”，于是便有了登在党机关报上的《天安门前》；1957年，他的小说选集终于出版，但沈从文并不乐观，在序言中写下，“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这之后他扫过女厕，当过农民，直到1972年再次回京。在东堂子胡同十平米左右的斗室里，他夜以继日研究文物。小小的房间被搅得天翻地覆，架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是书、资料、零零碎碎的纸条，四壁还贴满了图片。夜晚，书躺在床上，沈从文躺在床上的书上，一切都很自然。他时常一手奋笔疾书，一手拿着毛巾捂着正在流血的鼻子。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付梓出版，沈从文历时十七年的艰辛，填补了物质文化史的一项空白。
　　1992年，沈从文骨灰回归故里，一半埋在听涛山下，一半洒入沱江。墓碑是一块天然五彩石，刻着沈从文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作者为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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