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西湖”意象之阐释|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摘　要：明清小说中的“西湖”，一方面，它是一个地理实体，是故事场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另一方面，“西湖”已经溶入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成为小说的灵魂内核与精神符号，是小说地域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成为一种精神意象，承载着小说作者的天堂之梦，失落之魂，同时也是杭州的文化象征。
　　关键词：明清小说　西湖　意象　文化
　　在明清时期，杭州是小说创作、刊刻与消费的重要地区之一。作为杭州的“眉目”与标志，西湖以其秀美的湖光山色与深厚的人文内蕴频频活跃在小说家的笔端。明清小说中的“西湖”，一方面，它是一个地理实体，为小说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活动提供一个空间，搭建一个平台，是故事场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另一方面，“西湖”已经溶入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成为小说的灵魂内核与精神符号，是小说地域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成为一种精神意象。“西湖意象”在明清小说文本中有着丰富多彩的体现，阐释如下：
　　一、天堂之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常被奉为人间天堂。“富者适志，贫者惬心，不闻其有荣枯之异也”（《西湖二集?序》）{1}，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贩夫走卒，西湖总能激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欲望与不懈追求，寄托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在明清小说构建的人间天堂，“西湖”承载着三类梦幻：
　　（一）游乐之梦。《西湖二集?序》感叹道：“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正是如此，天下游人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真令人艳心三竺，两峰间也”。西湖成为山水游乐的代名词,所谓“若往西湖游一遍，就是凡夫骨也仙”。西湖游人中，地位最为显赫、入迷最为痴狂的当属宋高宗。《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麴头陀传》第一、二则等篇章详尽叙说了高宗的湖山游乐。高宗“为园曰‘延祥’，亭馆窈窕，丽若画图，水洁花寒，气象幽雅，为湖上极盛之处。从此一意修饰佛刹，不计其数，多栽花柳，广种荷花。朝欢暮乐，箫管之声，四时不绝”。以至于金主完颜亮垂涎三尺，立誓“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为圆占有西湖美景之梦而不惜发动战争。谢肇 在《五杂俎》中说宋高宗“即位三十六年，日受西湖之乐”，定都临安就是为了西湖山水的缘故。{2}
　　杭州游湖的习俗本来就比较浓厚，加上宋高宗的感召，臣民百姓的游乐之风也就愈加炽烈。“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宰相贾似道喜好声色，把名妓“不拘一五一十，总拉到西湖上，与宾客乘舟游玩。若宾客众多，分船并进”。在《西湖佳话?白堤政迹》中，白居易“政事一完，也便到各名胜的所在游赏题诗……所称山水之乐，诗酒与风流之福，十分中实实也享了八九”。
　　《六桥才迹》中的“风流太守”，苏东坡更把西湖游乐的文士情趣推行极至，使游乐之梦蔚然成风：
　　自此之后，西湖竟成仙境，比白乐天的时节，风景更觉繁华。凡游西湖者，都乐而忘返……东坡政事之暇，便约一班儿的同僚官长、文人墨客，都到湖上来嬉游……直到一二鼓，夜市未散。众妓华服骑马，点着灯烛，乘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临凡，纷纷逐队而归。无一个不道他是“风流太守”。
　　在离任杭州后，苏轼对西湖游乐生活的梦萦魂绕，“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3}，可见，西湖寄托了文人骚客的游乐之梦，西湖是游乐的天堂。
　　（二）功名之梦。自隋代以后，杭州是一个地区行政、文化中心，在南宋时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士子汇聚杭州，或是游学，或为赴考。西湖寄托着多少“金榜题名”的炽热梦想，承载了多少“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荣耀与辛酸。《石点头》第十卷《王孺人离合团鱼梦》中，王从事认为“论来还该科举，博个上进功名，才是正理”，于是偕同妻子乔氏远道来到“湖开潋滟，六桥桃柳尽知春”的西湖寻找天堂之梦。《西湖二集》第三卷《巧书生金銮失对》中，甄龙友在西湖上“不觉倾心吐胆，出经入史，词源滚滚……一发说得惊天动地”，题大石佛寺，作《鸡颂》，嘲笑诗僧，讽刺娇娘，讥诮太学生，出口成章，涉笔成趣，人称“狂生”。
　　西湖总能为虔诚苦心的寒士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与《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头回中，太上皇在西湖断桥一家酒肆的屏风上看到穷秀才于国宝醉后所题的《风入松》词，喜动天颜，“赐与金花乌幞角头，敕赐为翰林学士之职，即日荣归故里，惊动了天下”。自此之后，西湖畔楼馆亭台的粉壁上遍题诗词，“希图君王龙目观看，重瞳鉴赏”，梦想借助终南捷径以博取功名；《警世通言》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金榜无名、走投无路的俞良在准备投湖自尽前留下一首《鹊桥仙》词，不期被上皇梦见，并几经周折寻访召见。俞良最终被授太守之职，加赐白金千两，“前呼后拥，荣归故里”。诸如此类在西湖偶拾功名的奇遇还有许多：甄龙友在西湖天竺壁上信手题写观音赞诗，后被孝宗召见，终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从穷愁寂寞之中，忽然天上掉下一顶纱帽来”（《巧书生金銮失对》），等等。
　　明末清初的西湖小说中层出不穷“西湖畔偶拾功名”的现象，除了是小说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中“发迹变泰”的审美心理的具体表现以外，还与西湖上文人的频繁活动与对功名富贵的强烈期盼这一客观现实密切相关。这种对功名富贵寄以强烈的侥幸心理，使杭州出现一种“于祠祈梦”的风俗，即在西湖畔的于谦祠中祈祷，就能实现所愿，尤为醉心功名的士子所热衷。《西湖佳话?三台梦迹》中宣称祈梦于祠下者“诚心拜祷，其梦无不显应”。
　　（三）情爱之梦。西湖风光秀美，文士集聚，佳丽如云，“西湖水是相思泪”（《情史?周子文》）。西湖寄托了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痴男怨女的生死恋情。西湖艳遇是一个久演不衰、百听不厌的传说，为小说作者所津津乐道，为读者所喜闻乐见。明清小说中的西湖爱情故事有三个特点：一是发生在风光绮丽的西湖上；二是男女一见钟情；三是爱情忠贞不渝。因此，其氤氲着一种浓郁的浪漫与梦幻色彩。西湖总能使求美若渴的青年才俊不虚此行，实现他们追求爱情的梦想。在《西湖佳话?断桥情迹》中，文世高“因慕西湖佳丽，来到杭州……整日去湖上遨游”，是带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远道而来。“忽闻有人娇语道：‘美哉少年！’”于是一段爱情佳话在西湖上开始诉说；《情史?西湖水仙》和《西湖二集》第十四卷《邢君瑞五载幽期》中，“丰姿不群，典雅出格”的邢君瑞在与西湖水仙一见钟情后，毅然恪守五年之期，相约于“十里荷花盛开，香风扑鼻”的西湖。“后人常见邢君瑞与采莲女子小舟游荡于清风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没无时。远观却有，近视又无。方知真是水仙，人无不羡慕焉”等等。 　　当男女恋人因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家长专制的阻挠而不能结合时，西湖成了他们私奔的乐土，成了痴情男女的爱情天堂，使苦命鸳鸯能够享受到爱情的幸福和甜蜜。总之，西湖圆满了世人的天堂之梦，赋予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二、失落之魂
　　西湖给了世人一个天堂之梦，但悲欢离合乃人世常态，面对现实生活的芸芸众生，“西湖”意象又展示了它别样的一面——失落之魂。
　　（一）偏安的失落。比起汉唐王朝纵横捭阖之声威、开疆拓土之雄风，宋代实在是一个失落的王朝，在少数民族的铁骑下屡屡割地赔款，俯首称臣。“靖康之变”使很多皇室成员沦为北方民族的阶下囚。兵火连绵，山河破碎，偏安一隅。由于杭州是南宋的都城，这种浓厚的失落情绪弥漫在明清小说的相关题材中，西湖成为失落心态的最佳载体。
　　“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小说将偏安的失落寄寓在“西湖”意象的精心创造中，常常通过与“西湖”意象中的“天堂之梦”进行对比，在鲜明的反差中衬托出深深的失落感，达到“乐极生悲”的强烈效果。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中，宋理宗夜游凤凰山，“望见西湖内灯火辉煌，一片光明”，便断定是宰相贾似道游湖，于是“将金帛一车，赠为酒资”。在这个君臣偏安、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作者笔锋一转，叹道：“天子偷安无远猷，纵容贵戚恣遨游。问他无赛西湖景，可是安边第一筹？”在与“天堂之梦”的西湖意象对比中，凸现出对家国无望的深深失落，对君臣逸乐的强烈谴责。当贾似道预料国势危亡，偏安一隅亦将不保时，“乃汲汲为行乐之计。尝于清明日游湖，作绝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试图用肆意疯狂的纵乐来掩饰内心深处强烈的失落与恐慌。
　　（二）怀旧的失落。当故国家园已经遥不可及、面目全非，当盛世繁华已成过眼烟云、不堪回首，“西湖”就成了怀旧情结的最佳载体，在往昔悠悠中慰藉着一群失落的灵魂。如《情史?卫芳华》中，滕生月夜泊舟西湖，“延堤观望，行至聚景园，信步而入。时宋亡已四十年，园中台馆，如会芳殿、清辉阁、翠先亭，皆已颓毁，惟瑶津西轩岿然独存。”滕生在亡宋故宫的废墟中邂逅已化成鬼魂的宋理宗宫人卫芳华，她深情追忆了南宋时杭州的繁华景象。无论是滕生眼中西湖聚景园废墟上“颓毁”的实景，还是卫芳华所作西湖诗中的“昔人旧游”，以及翘翘西湖歌声中的“前朝旧事”，虚实相生，共同组合成一个饱含怀旧之思的“西湖”意象。现实中的书生滕生、虚境中的鬼魂前朝宫人卫芳华和侍女翘翘都沉浸在一种怀旧的失落与哀伤之中，饱含着“怅别馆离宫”、荣华一去不复返的无奈与痛惜，这份“繁花总随流水”的失落与酸楚沉淀在杭州的历史文化深处，成了杭州人的集体意识与共同回忆。
　　（三）困厄的失落。“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当祸不单行，人生陷入困境，“西湖”意象就寄托了失落与悲苦。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作家大多是蹭蹬厄穷、艰难困苦的中下层文人。如《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源，“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然而，比物质上穷困更让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的是怀才不遇，“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于是“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 ，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西湖二集序》）。《巧书生金銮失对》中，当甄龙友在金銮殿上应对语塞，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遂立誓不回，终日在于西湖之上，纵酒落魄”，备受朋友耻笑和冷落。这份愁苦与失落似乎只有西湖才能包容与理解；在《女才子书?小青
　　传》《情史?小青》《虞初新志?小青》《西湖佳话?梅屿恨迹》和《集咏楼》等小青系列小说中，小青被幽禁在西湖孤山梅屿，“雨声淅沥，乱洒芭蕉；风响萧疏，斜阳敲纸窗；孤灯明灭，香冷云屏”，小说精心创造了一个凄清幽怨的“西湖”意象，它以小青为参照，将主体感受“移情”于西湖景物，“西湖”成为小青的影子与知己，寄托了小青的失落、哀怨与悲愤。“小青之怨自此益深……又好与景语。或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对影絮絮如问答”，最终“郁郁成疾，赍恨而死”。明清小说中以寄托困厄之失落的“西湖”意象，不胜枚举，十分常见。
　　三、文化象征
　　“江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使杭州显得十分厚重与深沉。在深厚的吴越文化土壤中，“西湖”意象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地域文化因子。明清小说创造了丰富的“西湖”意象作为地域文化的象征和标志。
　　（一）佛道文化。杭州是佛道文化的巨大宝库。“天下名山僧占多”，杭州湖山秀美，汉魏以来，佛道两教的弘法传道者相中了西湖的灵山圣水，纷至沓来于此开山凿洞，结庐设斋，剃度黎民，弘扬教义，西湖遂成佛道两教文化的胜境觉场。明清小说中的许多篇章描绘了西湖的佛道盛况。有小说作者在序言中赞不绝口，如《西湖二集?序》中称西湖“梵宇名蓝，龙宫古刹”乃“古佛垂教之地”。《麴头陀传?小引》中也说：“临安乃天府宝地，圣湖为佛子璇基，戒律精严，本臻大道，嬉游诞放，亦畅玄机。”可见西湖佛道文化的繁盛发达。
　　据《佛祖统记》载，东晋咸和三年（328），天竺僧慧理游至武林山，从飞来峰山洞中呼出二猿，遂于此开山结庐，辟建山门，号曰“绝胜觉场”{4}。这就是江南名刹西湖灵隐寺的开山之始，在佛教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西湖佳话》之《南屏醉迹》《灵隐诗迹》《醉菩提传》，《麴头陀传》等将此敷演为小说故事，叙说了许多神奇的佛教故事：白额虎于槛下听经听法，杭州的古称“虎林”即来源于此；千岁黑猿奕胜国手，被济颠禅师点化仙去；至于济颠禅师的佛法神通更是自成系列，等等。
　　葛洪炼丹的故事，充分显示了西湖道教文化的深厚底蕴。《晋书?葛洪传》称为葛洪“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相传葛洪在西湖群山中炼丹，留有“抱朴庐”、“渥丹室”、“流丹谷”和“还丹古井”等遗迹。这被敷演成小说《西湖佳话?葛岭仙迹》，称葛岭是因为葛洪“在此岭上修炼成仙，一时人杰地灵，故人之姓，即冒而为岭之姓也”。葛洪在西湖上吸山川之灵气与日月之精华，“朝游三竺，暮宿两峰，旬日不食也不饥，冬日无衣也不寒，入水不濡，入火不燃”。并且他还扶危济困，多次救民于水火之中，“每以仙术济人，其功种种也称述不尽”。所谓“行为佛道增光，坐为湖山增色”，在此，“西湖”意象成了宗教文化的象征。 　　（二）隐士文化。《西湖佳话?孤山隐迹》中说：“所谓隐者，盖谓其人之性情，宜于幽，洽于静，癖好清闲，不欲在尘世之荣华富贵中，汩没性命。”明清小说的一些篇章详述了旷逸清高的隐士们如何相中西湖这块风水宝地。林逋“细察其山分水合，若近若远，路尽桥通，不浅不深，大可人意。遂决意卜居于此”（《孤山隐迹》）；李源“欲寻一幽雅之所。因过九里松，访到下天竺，见溪回山静，甚是相宜，遂隐居于寺内”（《三生石迹》）；葛洪认为“岭左朝吞旭日，岭右夜纳归蟾，岭下结茅，可以潜居，岭头设石，可以静坐，有泉可汲，有鼎可安。最妙是游人攘攘，而此地过而不留；尤妙在笙歌沸沸，而此中安然独静”（《葛岭仙迹》）。
　　淡泊恬静的隐逸高士从红尘世俗的樊牢里挣脱出来，西湖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西湖不仅提供了他们所向往的幽静闲适的生活环境，而且陶冶与寄托了他们高雅旷逸、孤峭澄淡的品性情操。林逋以梅自喻，对孤山梅花情有独钟，“爱其一种缟素襟怀，冷香滋味，与己之性情相合耳”，并植下三百六十株，“以梅价之多寡，为日用支给之丰啬”，所作咏梅佳作名垂千古。林逋隐居而不刻意避世，无论是显宦大儒还是布衣白丁，总是“不亢不卑，怡然与之交接”。他不仅生前隐居西湖，死后也要安息于西湖，“因自造一墓于孤山之庐侧，以见其归隐孤山之缘”。临死前，林逋踱出庭前，抚鹤嘱梅，无疾而终。
　　这种与西湖独特的“城市——山林”的地理生态相适应，兼具市井与幽林、大隐与小隐的双重特色，“虽不避人，而人多自避”{5}是西湖隐士文化的精髓。
　　（三）旅游文化。“天下山水之秀，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西湖以它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与繁盛深厚的人文名胜，吸引了天下游客的纷至沓来，趋之若鹜。早在宋代，杭州就有“西湖十景”之说，元代又出现了“钱塘十景”。据清代杭州人翟灏兄弟所著《湖山便览》载，西湖旅游景点已增至约1016个{6}，可见西湖旅游资源之丰富与开发程度之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杭州曾刊行一种叫《地经》的旅游地图，给游客们导游解说。《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中就提到西湖南岸有“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西湖二集?序》开篇洋洋洒洒历数西湖之美的八个方面。《西湖佳话?序》赞不绝口道：“宇内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骛，思天下若渴者，独杭之西湖。何也？”然后不厌其烦地铺叙西湖游览之妙。
　　“与民同乐”是西湖旅游文化精神的精髓。宋高宗虽然“只是燕雀处堂，一味君臣纵逸，耽乐湖山”，历来饱受责难，但《宋高宗偏安耽逸豫》《麴头陀传》等篇章也赞扬了他与民同乐游西湖的美德。宋高宗对西湖山水情有独钟，“把一个湖山装点得如花似锦一般”，但在游乐山水上并没有表现出最高统治者惯有的专制与贪婪，没有将西湖独占为皇家的御花园。每次游湖，与民同乐：凡游观买卖之人，都不禁绝。画船小舫，其多如云……又宣唤湖中买卖人等，内侍用小旗招引，各有赏赐……每每游幸湖山聚景园诸处，便游人簇拥如山如海之多。如有曾经君王宣唤赏赐过的，便锦衣花帽以自异于众人。每至日晚，圣驾进城，诸人挨挤，争前看视于是……（《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于是民间游湖之风更加炽盛。《麴头陀传》第二则中也说：“外则上下人民，内则宫妃女嫔，无不欢欣，及时行乐。”因此，《宋高宗偏安耽逸豫》末尾评价道：“高宗虽然游豫湖山，却都是与民同乐。那时临安百姓极其安适，诸务税息每多蠲免……那时百姓欢悦，家家饶裕。唯因与民同乐，所以还有一百五十年天下，不然与李后主，陈后主又何从异乎？”
　　可见，作者对宋高宗游乐中“与民同乐”精神的高度赞扬，认为可以部分抵消他偏安一隅的历史罪责。由此也鲜明地体现出“西湖”意象中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7}，西湖成了杭州的地域标志。明清小说中，多以“西湖”指代杭州，即使地理范围已经超出了西湖，也用“西湖”代称。如《西湖二集》第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中，“这邵金宝不是西湖上人。话说西湖当日也有一个妓女，与邵金宝一样有手段之人，出在宋高宗绍兴年间。高宗南渡而来，装点得西湖如花似锦，因帝王在此建都。”显而易见，“西湖”、“帝王在此建都”，当指杭州，用“西湖”借代而已。诸如“你道这西湖上所生的正人是谁”（《西湖佳话?三台梦迹》），“诗词倾动天下，抄写佳诵的纷纷，遂刻板成集，西湖因此纸价顿贵”（《西湖二集》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此类用“西湖”作为杭州的地域标志之处，十分常见。
　　总之，明清小说中的“西湖”意象内蕴丰富多彩，小说中有关西湖的点点滴滴，共同组合成了“西湖”的整体意象。本文所述，仅为对“西湖”意象的整体观照与思考寻找一个可以管窥的视角。
　　{1}　本文所论及的小说文本，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
　　{2}　谢肇 ：《五杂俎》，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40页。
　　{3}　苏轼：《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见《苏轼诗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
　　{4}　释志磐：《佛祖统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5}　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2004年版，第279页。
　　{6}　翟灏：《湖山便览》，《西湖文献集成（第八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93—1005页。
　　{7}　苏轼：《杭州乞度牒开杭州西湖状.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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