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的战略构思:衡量强国的指标体系包涵哪些内容
时间：2019-01-13 03:34: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一战略部署,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真正开始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战略转变。要把中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教育的发展是基础,而高等教育强国则是人力资源强国的最主要衡量标准。
目前,对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是什么,高等教育强国究竟包括哪些指标,尚无人关注,即使西方一些高等教育强国也没有正式的定义和指标体系,而这些恰恰是高等教育强国研究的最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所谓高等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质量都处于世界前列,具有良性结构,对国家的各项事业起着重大的作用,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专业,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的人才。
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具有世界公认性,其标准必须具有普世性。这是高等教育强国的一般的质的规定性。但是,由于各国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民族与人口等种种差异,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又必须反映一国的综合国情,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中的某些因子必须考虑国家的差异性,作适当的修正,这是高等教育强国的特殊性,或者说是某些指标体系的量的权重的修正性。这不是“民族中心主义”,而是在对高等教育强国这一“世界性”认同基础上对“民族性”的理性关顾。事实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从来就不存在,因为它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只有考虑高等教育强国的“世界性”,同时关顾“民族性”,才能形成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防止某些“强国”的话语霸权,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以中国而论,现代高等教育不仅历史短、高等教育机构少、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而且最主要的是中国人口多。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9,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30。可以说,中国是“大国办穷教育,穷国办大教育”。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时,必须在遵循世界公认标准的同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
基于以上的理性认识,笔者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应该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一、高等教育规模指标:毛入学率达到普及化(50%)或处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的反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在校生总数与相应年龄段(18~22岁)人口的比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毛入学率5%以下为高等教育精英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目前国际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有加拿大、美国、芬兰、韩国和新西兰等国家。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按照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般规律,当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在15%以下,当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毛入学率在15%到50%之间。中国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踏上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历程的,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般规律。第二,从办学体系上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内容,不仅包括普通高校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还包括成人高校的本专科生、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生、一定比例的电大视听生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第三,中国目前正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1998年扩招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到2002年,就达到15%,步入大众化阶段。现在在学总人数超过2700万,毛入学率达到23%,总规模世界第一。其中,上海市、天津市、北京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50%,在全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第四,从中国人口变化曲线来看,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阶段适龄人口达到峰顶,出现拐点,今后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随着适龄人口的下降而不断上升。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是完全可能的。
二、高等教育质量指标:拥有一批具有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的大学,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专业,产生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成果,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教师,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人才
质量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平,在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中,与高等教育数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可以实现普及化的话,那么,要实现质量上的世界水平,则任重道远。
首先看“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的大学”。据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最新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前20位的大学属“世界顶尖大学”,排名第21~100位的大学属“世界一流大学”。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2008年,排名前10位的都是美国和欧洲大学,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在201~302名之间,在亚太地区也只是在23~41位。
其次,同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相比,大学的学科近几年提升得更快些,有可能出现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专业。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的排名显示,在理学、工学、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社会科学等5大学科的“世界100强”中,中国的大学在工科排名中有较好表现,有9所大学能进入世界百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的大学整体实力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可以争取更多的学科、专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大力提升学科专业的水平,应是中国大学今后必须选择的发展战略。另外,学科、专业也有不可比因素,如中医中药,还有中文等一些文科,在世界上具有不可比性,绝对是世界一流水平,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大学的特色学科和专业,更是今后中国大学发展战略中的重点。
第三,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成果”看。应该说,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理科和工科的科研产出规模较大,但高质量论文比例较低,并缺乏国际级学术大师和重大原创成果。有的国内名校,其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与排名在第21~100名的世界一流大学不相上下,但“原创指数”不高,最终影响大学的水平。其中,建国后,诺贝尔奖在中国大学的“缺位”,一直是国人之痛。所以,今后中国的大学应摈弃单纯追求研究成果数量的观念和做法,在成果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
第四,从“具有国际影响的教师”来看。中国大学教师数量庞大,但影响力小。大学教师的知名度大多仅限于国内,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在世界顶级学科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在国际刊物任编委、主持国际学术讨论会等,更是凤毛麟角。提高教师的国际影响力,包括提高教师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外语水平、国际学术规范等,应成为今后中国大学师资培养的重点举措。
第五,再看“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人才”。中国的学生知识系统、基础扎实,但缺乏创新素质,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1999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对世界上最主要的47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竞争力进行排名,在各项指标排位中,我国有两项指标位列倒数第一和第二(其中,我国“合格工程师可获得程度”年年位居倒数第一)。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编的《2005年中国人才报告》显示,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进行比较的48个国家中列第37位。要“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人才”,必须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教育。
三、高等教育结构指标:高校类型齐全,功能各异;高校区域布局合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学科、专业结构合理,人才培养满足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需求,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或超过国际平均水平
关于“高校类型齐全,功能各异”。目前中国实现了高校办学格局多元化,包括大学、学院、高职高专、全日制普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学院、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各种非学历证书教育等。而且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这是世界上独有的。
不同类型的高校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应该说,经过近10年的改革与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校基本上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但并未各安其位、各尽其能。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缺乏对高校科学的分类,导致各高校定位不准、功能模糊。二是社会价值取向以及普遍的心态基本上还涵泳在传统之中,研究型大学、精英教育当阳称尊,加上行政本位带来的等级观念,使大学盛行升级升格之风,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游离。中国的大学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前提是必须科学定位。
关于“高校区域布局合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近10年来,高校设置向西部和地级城市倾斜与延伸,打破了高校主要集中于东部和大中城市的格局,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是,东西部之间、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教育的差距没有根本改变。并且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无论是科类结构还是层次结构,都高度趋同化,缺乏一定的区域特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形成良性互动。高等教育如何实现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这是中国的大学特别是新建大学必须面对的战略选择。
关于“学科、专业结构合理,人才培养满足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需求,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或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这是社会满意度的指标。高校扩招,不仅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也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功不可没。在扩招中,专科比例逐渐提高,本专科比例逐渐趋于合理,这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般规律。基础学科的规模及比例逐渐下降,一些实用性及与经济社会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发展迅猛,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对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适应。30年来,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国民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目前我国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二。但以下问题仍然相当严重:一是现有学科、专业的结构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模式仍然具有浓厚的精英教育色彩,至多在课程上做一些调整。二是不同类型、不同地区高校学科、专业严重趋同,“千校一面”,培养的人“千人一面”。三是“热门专业”设置缺乏科学论证实际调研,蜂拥而上,导致人才相对过剩。而国家需求的地矿类、能源动力类、机械类等专业发展减缓。四是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仅占技术工人的4%,远低于发达国家35%的比例。因此,各高校必须加大学科专业调整力度,立足办特色、办品牌;特别是要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大力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比例。
四、高等教育投入指标:形成多元化经费投入体系,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符合“三个增长”,根据中国的国情,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的4%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仍然是以国家为主(公办),部分高校成立了董事会、校友会,并且在办学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多元化经费投入体系还没有形成。
与西方国家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办学经费很少。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大国办穷教育,穷国办大教育”,在办学经费上还不能与西方大学简单攀比。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的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三个增长”(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但是,4%的指标从未达到过,并且随着高校扩招,生均教育经费逐年下滑。根据中国的国情,在经费投入指标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必须达到占GDP比例4%的目标。同时,逐渐形成多元化经费投入体系。
五、高等教育观念指标:具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原创性教育理念、先进的管理理念,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
这项指标看似虚的、弹性的,却是实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缺乏“元理念”。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师法欧美”到“全盘苏化”的摇摆,一直没有把现代大学理念的建设当做根本任务,因此,迄今也没有产生在国际上公认的原创性教育理念、先进的管理理念。教育理念是大学之魂,无此,大学即无根。中国的大学要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必须重视大学理念的建设。
由于没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原创性教育理念、先进的管理理念,因此,建国后也没有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办大学就是办校长。而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都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大多数习惯于“工程思维”“技术管理”,缺乏战略构思、顶层设计。作为大学校长,不论他此前从事什么学科研究,但只要当了校长之后,就应该“忘记”过去的身份,而专注于大学本体的研究,尤其要进行战略思维和原创性教育理念建设,实现向教育家的转型。惟此,中国的大学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与世界强校对话。
以上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指标体系,实际上,这个指标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还有很多方面,比如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现代大学制度及其管理指标,等等。
(本文原载于《煤炭高等教育》2009年第1期)
日本、韩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启示
1.大学要有独立的大学精神以及对引领文化的责任感。日本、韩国的大学注重大学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坚持,对大学文化的宣传很到位。其大学的校园文化和多媒体资料充分体现了大学理念、特色和文化。
2.重视并规范大学的评估机制。日本、韩国的大学评估比较规范、客观,由国家授权给社会中介机构组织评估,普遍实行社会中介性评估机构对大学进行评价的方式,具有较高的公信度。
3.办学目标突出国际化和人才培养突出国际视野。日本、韩国各大学的人才培养都凸显了国际化和国际视野两个特点。他们不仅明确提出办学的国际化目标,而且都有很具体的措施和指标。
4.用规范的教师管理制度和良性的竞争机制来促进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日本、韩国各大学效仿欧美一流大学教师管理制度,结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学校实际情况,普遍建立了符合现代大学要求的规范的教师管理制度。
5.构建“官、产、学”系统,加强产学研合作。多年以来,日本提倡组建由政府、企业(社会界)和高等学校组成的、紧密联系的系统,强调政府、企业(社会)、高校共同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育发挥作用。
6.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人才的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务实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应对国际竞争形势,日本、韩国各大学普遍强调更新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立足高新起点培养人才,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创新与实务能力、自然与人文底蕴方面进行有效地规划并推出新举措。另一方面,紧随国际科技、人才竞争需求调整、更新学科专业设置。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