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党史9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时间：2021-07-12 12:00: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中共党史；分期问题；三个“30年”
[摘要]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分期问题，一直是非常重要但却始终存在争论的敏感问题。因为，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不仅涉及其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阶段性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共党史90年及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问题，它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在关于中共党史90年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的讨论中，主要是由于在划分依据、标准及其分界点问题上认识的不一致，在中共党史90年三个“30年”的具体发展阶段的划分上，相继出现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歧见。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7-0005-08
一
2011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90年来，尤其是在中共党史90年的第三个“30年”以来，由于中共党史在“大历史观”下的规律性、阶段性特征的逐步呈现，由于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关于其分期问题的探讨，日益成为一个牵引学术界思想兴奋且“恒温”的热点研究课题。
所谓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简言之，就是指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依据什么样的概念、逻辑与话语，或日依据什么样的规律与特征，依据什么样的分界、分段标准，来对已经存续了90年而且仍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共党史，进行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以厘清中共党史的基本路向和发展脉络的问题。这是进行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特别是学科体系建设)无法规避的根本问题。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由于其专业和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分期问题，一直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中认识逐步深化而“常温常新”并“仁智互见”的敏感问题。因为，分期问题，不仅涉及其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阶段性特征等绕不过去的基础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共党史90年及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政治问题。由于有作为中共领导集体、学术界基本共识与主流意见之重要标志和体现的两个“历史决议”及相关政治文件为指引和规范，前两个“30年”，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晰且逐步趋同的阶段划分和界定，是共识大于歧见；至于第三个“30年”，由于其距离过近，“大历史观”下的规律性、阶段性特征尚未经过充分沉淀而凸显，所以，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方方面面均表示认同和接受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包括在最核心的阶段划分依据、标准及其分界点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实践活动”、“党的任务和中心工作”、“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会议”等多种不同观点。因此，中共党史90年的分期，也就有了三个大历史时期下的小的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歧见。
二
由于中共党史专业和学科的特殊性质，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和探讨，是以中共历代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各种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历史决议”和政治文件之指导意见和主流意见为基本依据而展开和进一步深入的。进入新时期以来的30余年间，学术界据此对该问题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里形成了时间持续长短不一的三次讨论热潮，使之成为中共党史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问题。经过仁智互见的反复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在关于中共党史90年的分期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等不同学术观点并立的现象。其中，对于第一个、第二个“30年”，意见比较趋同，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但是，对于第三个“30年”，则思想认识一时间很难统一，争论比较激烈，有形成基本共识的主流意见，也有各自坚持己见的不同学术观点。
1
关于民主革命时期“3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对于中共党史第一个“30年”之分期，由于国内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透彻，加上中央的有关指导意见非常明晰，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五个阶段”说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已经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时段划分的上下限以及各个时段的称谓均高度趋同。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专著和教材，其阶段的划分，基本上都是以此为依据和参照系的，而在关于第一个“30年”中共党史之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唯一有不同意见的特色观点，是以1935年的党的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将其划分为“党的幼年时期”(1921—1935)和“党的成熟时期”(1935—1949)两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虽然不是什么主流意见，但也不失为可供参考的一家之言。
2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3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同中共党史第一个“30年”之分期一样，对于第二个“30年”之分期，由于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透彻，加上中央的有关指导意见非常明晰，学者们对于“四个阶段”说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也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时段划分的上下限以及各个时段的称谓比较一致。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专著和教材，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大多数也都是以此为依据和参照系的。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关于第二个“30年”之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还是存在有一些与上述“四个阶段”说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不一样的认识和见解，而且这种不同的声音有时候还表现得非常激烈。其中，分歧比较严重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1949—1952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需不需要单独划列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冠之以“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的主题和称谓。因为这里直接涉及非常敏感的“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和处理”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所以，对于这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仅仅将其视为不同的学术观点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也有的学者将其“上纲上线”到“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使然”的高度，认为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
在中共党内和国内学界，比较早地提出并坚持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七年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是胡乔木和龚育之。1989年，胡乔木在《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若干意见》中，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与“1981年决议”有所不同的观点，即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又细分为“1949—1952年”、“1953—1957年”两个阶段。之所以将“1949—1952年”单独划列为“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胡乔木的基本依据和主要理由，是其所一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