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架不了的外来压力
时间：2021-07-12 04:01: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81年下半年，苏联对波兰进一步加大了施压的力度，扩大了施压的领域。苏联对波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代表大会的进程和结果极不满意;对波兰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特别是它向东欧各国劳动者发出的呼吁书反应强烈。在波苏两国政府间谈判1982年贸易协定时，苏联明确地表示出将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的意向。来自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大，难以招架。波党领导陷于内忧外患的交困中，卡尼亚被迫辞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他的继任者雅鲁泽尔斯基也不得不痛下决心，对团结工会“动外科手术”，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在波兰全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
东西方都不是慈善家
在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年代，波兰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雅鲁泽尔斯基知道，在苏联的心目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华约“可以没有罗马尼亚，但是不可以没有波兰”。正因为如此，东西方在波兰的争夺比在其他地方的争夺更为激烈。表现在经济方面，长期以来西方乐于借钱给波兰，希望波兰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借以挖苏联的墙角。苏联也不时地为缓解波兰经济困难而慷慨解囊，借以巩固自己在东欧的阵地。但是，到了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一切都变了样”。
盖莱克时期（1970年至1981年）借来的西方外债，已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1981年波兰应偿还西方外债本息共计100亿美元。可是，在罢工天天发生、生产不断下降、出口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到哪儿去寻找这么一笔巨款去还债呢？此时的西方，对波兰事态的发展兴高采烈，在政治上叫好喝彩、弹冠相庆，可在经济上却变得吝啬了。他们欣赏波兰追求自由的雄心壮志，夸耀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然而同波兰的贸易周转却一天比一天少，同波兰的财政关系也一天比一天困难。西方金融界的富豪们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亏损，个个都想回避风险，谁也不愿意给深陷危机的波兰放贷借钱了。
人们常说，石油统治世界。但对波兰而言，则是原煤统治波兰。原煤是波兰出口商品中的王牌商品，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已无力利用这张王牌了。为了抢救国内市场，保证生活和生产用煤，波兰不得不忍痛失去国外市场，特别是失去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趁英国矿工罢工之机而取得的传统的北欧市场。同样，向英国出口的传统的肉制品，由于格丁尼亚码头工人的封锁，不能装船，也使波兰失去了英国市场。没有相应的出口，又怎能取得偿还债务的外汇呢！
西方如此，东方又如何呢？1981年7月2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总理身份第一次出席了经互会索菲亚会议。早在5月的时候，苏联就开始抱怨波兰不能按合同供货，如原煤截至4月底，本应供550万吨，实际只供62万吨。波兰同民主德国的双边贸易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索菲亚会议上，人们不断地追问他，“什么时候波兰会履行出口和协作的义务啊？在我国（指发问人代表的国家）的平衡表中还能指望波兰的供应吗？”听了这样的问话，雅鲁泽尔斯基感到“羞愧、脸上无光”。波兰的违约自然会给对方带来困难，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雅鲁泽尔斯基又能辩驳什么呢？
显而易见，波兰的国际地位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正在不断下降，对这样的波兰，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谁都不愿当什么慈善家。
葛罗米柯大驾莅临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罢工和示威的“狂欢节”还在继续，东部的大邻居苏联早已坐立不安。此前几个月，苏共中央“波兰俱乐部”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轮番前来波兰“访问”，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波兰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大驾莅临华沙。
葛罗米柯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是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他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他常常态度强硬、寸步不让，他的谈判对手送给他一个雅号，称他是“不先生”。他于7月4日来到波兰，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长谈11个小时。
葛罗米柯说勃列日涅夫授权他向波党领导转达苏共对波兰局势的评估和意见。显然，这是苏共为了影响波党的代表大会而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在会谈中，葛罗米柯特别强调“反革命的威胁”。他认为团结工会“已经成为一个政党，其主要目的就是夺取政权”。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团结工会的“大脑”，它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左右波兰的局势。波兰独立联盟的领导人仍然逍遥法外、为非作歹。葛罗米柯声音不高，但口气强硬地反问了一句：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会允许以推翻政权为己任的各种组织不受惩罚地自由活动”？随后，他又说，“不要怕嘛，政权就是政权”，“行动必须坚决和有效”，要把拳头“打在反革命的心脏上”。“党必须是马列主义的党，假如变成为社会民主党，那可是灾难啊！”党的“领导层必须团结一致，超越个人的恩怨”。在十一中全会上“有的人讲话可能过于情绪化了，他们这些人思想性强，可不能委屈他们啊！要有肚量嘛！不能搞报复”。葛罗米柯指名道姓地提出，应该把格拉布斯基（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1981年上半年，波党十一中全会时曾试图改变波党现行领导体制，格拉布斯基打电话给莫斯科，说波党第一书记卡尼亚失去了盟国的信任。这成为流传一时的所谓的“电话事件”。当年7月波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格拉布斯基失势，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留在领导岗位上。
葛罗米柯真不愧是“不先生”，他对波兰人强调的符合波兰民族特点的政策一一予以否定，说了一个又一个“不”字。他特别批评波兰的农业政策，说允许个体农户的存在是不正确的。说团结农会就是羽翼还未丰满的富农党，允许它合法化就是一个错误。“迟早有一天波兰会遭到农业政策的报复”。他还指责波兰的大众传媒“没出现积极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攻击”，鼓吹什么“社会主义不适合”波兰国情的谬论。他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甚至质问，“为什么在捷克、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方行得通的办法，波兰人就不采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