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捍卫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双刃剑
时间：2021-07-12 00:05: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到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国和苏联之间逐渐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史称“十年论战”。其中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在论战高潮时期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合称“九评”。学术界对整个中苏论战存在基本肯定、基本否定、一分为二等三种观点，其中争论的关键点之一也在“九评”。有人认为，中共在“九评”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人认为，中苏双方的主要观点没有一方能够完全站得住；中苏论战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是一场“双输”的悲剧。有人认为，“九评”中所提的观点，“左”得不能再“左”了。有人认为，中苏论战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究竟怎样评价中苏论战中的“九评”？本文结合中苏论战和“九评”的关系做些探讨。
一、“九评”：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文献
应该说，“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尖锐化的结果。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战争的根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党、两国还能在内部交换意见，协商共处，没有导致公开论战。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64个工人政党签署《和平宣言》。1960年6月21日，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散发给中共中央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这方面开了国际共运中的先例。同年11月至12月，81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前夕，苏共领导人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共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更加尖锐的争论，企图把苏联党的意志强加于各国党。经过中共等一些党的抗争，会议经协商通过《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1958年之后，苏联多次侵害中国主权，指责中国内政、外交。为了回答苏共的指责，1960年4月，中共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对苏联党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批评。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系统化了其“修正主义纲领”。之后，苏共继续破坏中苏同盟，打压中国，并联合许多国家给中国扣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帽子。为了回答苏共的各种责难，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为“九评”进一步做了理论准备。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苏共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6月14日，中共中央把复信的题目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8日，苏共中央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复信。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的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给予全面反驳。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在编者按中列举了该信中诸多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事例，表示要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澄清。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由康生负责撰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相继发表，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是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载体。
不过，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公开论战。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外交政策的分歧、党际关系的矛盾，是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苏联为了实现控制中国、与美争霸的战略利益，做出了诸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主权、安全的事。1958年7月，赫鲁晓夫提议中苏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同年八九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中国利用中苏同盟来激化苏美矛盾，破坏苏美缓和战略。1959年6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警告中国不要对美实行“冒险政策”，之后又指责毛泽东“好战”。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中苏科学技术合同项目，停止或削减供应中国的设备。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策动伊犁大批边民涌向苏联境内。这是苏联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敌对事件。8月，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表示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同年秋，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与此同时，苏共领导还多次发表攻击中共和其他政党的言论。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扩大了意识形态分歧；反过来，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加深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中苏论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激化的结果，是以意识形态冲突的形式表现的国家利益的矛盾。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中苏论战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苏两党对对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评判问题。1958年，中国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作为三面红旗。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宣布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恰巧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批评形成对照。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联合进攻。他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在这三件事上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九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九评”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国际共运发展来看，“九评”是中共捍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反对苏共把自己的纲领路线凌驾于各社会主义政党之上的斗争。从国家关系来看，“九评”是中共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捍卫中国主权、安全、荣誉、利益和发展道路的斗争。从政党关系来看，“九评”是中共反对大党主义、父子党、猫鼠党关系，维护兄弟党的平等关系的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