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八大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
时间：2021-07-12 00: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共八大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成果突出体现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前瞻性战略思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入手来推动人民民主、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绝大多数的民众,同心同德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八大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新时期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共八大;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0)04-0074-05
中共八大是我国由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完成阶段向正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过度、我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执政党”转变的重要转折关头,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会议,对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都作了战略性的长远布局和安排。从党内民主的发展看,中共八大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新时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八大党内民主建设正反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有助于加強和推进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并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一、八大党内民主的历史经验与前瞻性战略思维
在新的党内国内国际大环境下,1956年9月15日到27日,中共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党员代表有1026人,代表着1073万党员,同时还邀请了苏联、南斯拉夫、意大利等50多个外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列席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大会代表经过充分的讨论,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执政党建设、国家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全党思想——这是中共八大的主要历史功绩。
从以上三个重要文件的具体出台过程看,党中央主要领导在发扬民主与协商解决问题等方面,都对党内民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表率作用。
首先,在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与修改过程中充分发扬了民主。对政治报告草稿,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胡乔木等反复地修改、讨论,尽可能征求了各方意见,最后谁的意见对、理由更充分就依谁的为标准,没有因为谁“官”大就听谁的。李捷在《毛泽东与中共八大》中说:“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类型的会议,前后共有19次之多。直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还在9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1]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份有关毛泽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及修改过程的批件看,当时党内,尤其是党中央内部,洋溢着浓厚的民主协商氛围。正是这样,在政治报告有关党的领导一节中专门写进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
其次,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对发展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来自党内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提出了“防止突出个人”,即反对个人崇拜和神化领袖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因而八大党章按毛泽东的意思不再直接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这也是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教训和斯大林因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个人专断、专制所带来教训的清醒认识,是试图防止同一事件在中国重演的经验总结,也是处理“高饶事件”后,防止党的分裂,加强党的团结的客观需要。这就必然使党中央重视党的集体领导和大力推动党内民主。所以,毛泽东曾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1]因而在关于八大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正式规定:“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改正。”[2]
第三,毛泽东注意采纳党内的不同意见。从周恩来、陈云等起草、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其的修改看,虽然毛泽东对周、陈二人主持修订的“二五”计划有意见,但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后来在1960年6月18日的《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也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其实,毛泽东早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谈到对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就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这对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2]158
第四,八大在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党代表常任制”和“分权制”思想。虽然“党代表常任制”在进入21世纪才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并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但毛泽东在八大曾建议将党的代表大会仿照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并得到大会的赞同,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认为此举能够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分权制”的具体体现就是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提出设中央书记处,将政治局与书记处的职能明确化并进行分工,还新设中央监察委员会,从而改变以往中央政治局集决策、执行权于一身而高度集权的状态,使其相互监督。这些思想对从制度上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促进和发展党内民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重要的民主成果是较充分保障党员代表和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参政议政权利,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集中得到应有的体现。正如周恩来所说:“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3]这种民主精神和推进民主的力度,直到今天都还难以与之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