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起九落黄克诚
时间：2021-07-12 00: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黄克诚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求实求真而闻名于世。他在多个重要历史关头和重大问题上，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和远见卓识，及时向党中央和上级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虽然多次遭受批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等大帽子，以致被撤职、降职，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毛泽东对黄克诚这种性格，从总体上还是肯定的。他曾说：在党内，黄克诚是最爱提意见的人，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讲得很不错，“是个敢讲真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华中局主持工作时，与黄克诚在作战方针上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他对黄克诚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曾说：我对黄克诚的认识比较迟，像他那样能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并敢于向中央提出建议的高级干部太少了。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因反对和抵制错误的烧杀政策、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错误，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10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离开国民党军唐生智部后，辗转回到家乡湖南永兴，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了关系，并联络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等回乡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永兴特别支部。12月下旬，特别支部开会，特支书记向大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指示一传达，像点了一把火，大家情绪激昂，痛陈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建议立即组织暴动。黄克诚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的指示，但不是马上。他说：“武装暴动首先要积聚力量，建立骨干队伍，准备条件，选择时机。”“马上举行暴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还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当务之急是联络骨干，组织力量，拟制暴动计划。” 黄克诚的发言，被邝振兴等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主持会议的向大复也不时插话说“要坚决，不能右”。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点名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尽管基本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并取得了武装暴动的成功，但黄克诚“右倾”的印象却刻在了县委领导人的脑子里，以致胜利之初不让他参加县委领导班子。
1928年3月，蒋介石策动湘粤军阀调集六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协剿”湘南起义部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要求各县农军“大杀土豪”、火烧公路沿线房屋，使敌人无粮吃、无房住，以此阻止敌人“会剿”。永兴县委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时，黄克诚表示反对，他说：“烧房子不得人心啊！这样做太危险了，房子烧了让老百姓去哪里住？这会失掉人心的，我们还怎么立足？我建议不执行这个命令。”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组织火烧县城。黄克诚说难以从命。李一鼎站起来说：“我以县委的名义命令你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无奈，只能接受命令。但他在执行时还是打了“折扣”，只布置烧旧县衙、祠堂和庙宇，不准殃及民宅和商铺。
局势的发展证明，黄克诚的主张是对的。而盲目执行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耒阳等县，因大烧大杀而引起农民“反水”，在恶霸、豪绅策动下，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永兴县委这才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烧杀”政策。
1930年6月，湘粤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周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黄克诚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为基础，同新编成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拟定任命黄克诚为纵队政委。会上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与会者听了传达极为振奋和鼓舞，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黄克诚却产生了疑问。他认为，以区区8000多装备很差的红军，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后援，却硬要冒险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极有可能重蹈南昌、广州起义的覆辙。他本想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担心影响士气。于是，在会后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具体陈述了现在不能攻武汉等大城市的理由。同时，向纵队政委张纯清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两人多次进行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是盲动；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
尽管攻打武汉的呼声很高，但彭德怀认真分析了形势，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等的意见，未攻打武汉，而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相继占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7月4日攻占岳阳，撤离岳阳后又占领了平江。
一路胜利鼓舞了士气。红三军团和湘南省委、湘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红八军的干部，极力主张按中央的部署，攻取武汉。另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军团部和湘南省委的干部，主张先攻取长沙，再打武汉。双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黄克诚明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提出攻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江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一讲完，当即受到围攻，发言者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领导也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销了已宣布他担任的纵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政委。
这是黄克诚因公开发表所谓“右倾”意见第一次被撤职（保留原任）。黄克诚一如从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并在领导部队打土豪、筹粮中立了大功。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黄克诚于1931年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抵制和反对肃反扩大化，被疑为“AB团”分子、“托陈取消派”，被撤销师政委职务，险遭逮捕处决
1930年，中央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政军内开展了以反“AB团”（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反共组织）为重点的肃反斗争。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逮捕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赣西特委的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红二十军多个被疑为“AB团”的嫌疑分子，随后处决了5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到红二十军指导肃反，逮捕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拘捕了李韶九和该军军长，释放了谢汉昌。刘、谢率400余人包围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随后，谢汉昌等把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同时，策划了模仿毛泽东字体，伪造假信，企图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这就是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